新的批评之于古典文学是一种“重新评价”、“重新阐述”，在接触“新哲学”之后诞生。对它的攻击带有“集团性”、“意识形态的烙印”，攻击者自视为批评的标准，殊不知他们的批评只是“判定”，而不是“辨异、区分或一分为二”，后者是真正的批评；攻击者认为新批评“重新给作者和评论者分配了位置，由此侵犯了语言的次序”。
旧的批评是一种模仿，其拟真的对象是权威、古典，由此创造出很多条规。这些拟真时需要遵守的条规不是（或不仅是）对于批评者的，也是对于作者和作品的。
旧批评的目的是判定，而判定自然会是需要标准的。这的确会把文学搞成一个技术性的领域。新批评呢的目的呢？创造？
第一条规则是客观性，或者说外在性，或者说读解作品的方法。几个“幽灵一样的模式交织在一起”：“语言的准确性”（用词典读解作品语言——但作品凭什么能被词典读解？特别是“保留正确意义”的行动，其中词语将失去其提示性而只具有商品性）；“心理统一的蕴含”（用理论解释心理——但用哪个理论？）；“体裁的结构”（用结构理论解释作品的结构——同上）。
第二条规则是品味，根据它批评的视域被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它拒绝实体（太平庸），拒绝思想（太抽象），只讨论价值。例如它拒绝讨论性，“品味就是不许说话”。
第三条规则是明晰性，它框限了批评所用的语言。它决定了什么是明晰的、什么是不明晰的，然后期待所有批评都以这种语言进行。可是这种权威的行话也并非没有它自己混乱难懂的地方，它只是在接受它的人群里显得明晰——与所有其他种类的行话一样。另外，用一种语言（它的用语、逻辑）描述世界，就是在用这种语言思考世界。旧批评的明晰性不愿意接受任何改变，对任何新东西都加以极其严格的“审查”，实际上是对新的思考方式的惧怕。巴特把这种对明晰性的要求称为“守丧”——巴布亚人的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他们的词汇非常贫乏，因为每当有人死去，就从语言里去掉某几个词，作为守丧的标记。旧批评的守丧倒不是让旧词语死去，而是拒绝新词语的诞生。写作不应该是强迫遵守现有的“明晰性”要求——“与读者订立一种简单的关系”——而应是“与语言建立一种艰难的关系：一个作家应该主要对其言语即其自身的真实负责，而非对报纸的批判负责”。将这种真实性（通过喻指）表达出来的语言才是明晰的。
旧批评的拟真是一种独断的预设，它自称表明了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文学之为文学的特质”、“文学的规律”），但那其实只是独断的拟真，一小群人的意识形态通过权威报纸的专栏加诸一大群人心中。拟真的“客观”规则来自实证主义思想，“品味”和“明晰”来自古典主义思想，所以这种拟真是“由一个分散的体例构成的”，半（古典）美学和半（常识）理性的。旧批评拒绝一切非本领域的清晰性，它拒绝走出文学，但新批评希望走出文学，绕道精神分析、人类学、历史等，以回到非拟真的、包含了象征意义的文学（“把作品还给文学”）。旧批评的这种拒绝实际上是一种懦弱，它拒绝承担解释的风险。这种退缩导致了“说示无能”——无法理解符号与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