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离婚后，黄冲被送回厂州老城区的外婆家，从此，他的日子，就拴在了巷口的藤椅、街坊的饭香，和母亲遥远的牵挂里。
外婆年事已高，腿脚不利索，手也总在微微发抖，煮一碗粥都要扶着灶台缓好几次。黄冲从七岁起，就学会了自己醒、自己叠被子，自己背着洗得发白的书包，踩着晨光走进巷口。
早饭从来不是家里的热粥，是隔壁张婶放在门槛上的艇仔粥——粥底熬得绵密，花生脆嫩，偶尔卧着一颗溏心蛋，张婶总说“阿冲快吃，暖身子”，可他每次都攥着勺子，慢慢搅，不敢多吃一口。他怕麻烦人家，更怕那句“快吃”里，藏着的怜悯。
中午放学，巷口的炊烟刚冒起来，李伯就会从蒸笼里拿出一块马拉糕，递到他手里。糕体松软，带着淡淡的椰香，还留着蒸笼的余温，他攥在手心，舍不得吃，直到走到外婆家的藤椅旁，才掰一小块放进嘴里，甜味在舌尖散开，却暖不透胸口的空。
傍晚最难度过。
别的孩子背着书包，扑进父母怀里，喊着“爸妈我回来了”，他却只能沿着墙根走，路过陈姨家的门口，被喊进去多盛一碗饭。陈姨总往他碗里夹菜，絮絮叨叨问“外婆身体好不好”“作业写完没”，他低着头，扒拉着米饭，不敢抬头，也不敢说话——他怕一开口，声音就会发抖，怕藏在眼底的委屈，会掉出来。
回到家，屋里永远是暗的。外婆坐在藤椅上打盹，藤椅吱呀作响，像在陪着他沉默。他不先开灯，先蹲在门口，听着巷子里的叫卖声、邻里的笑声，一点点淡下去，直到彻底安静，才摸着墙，按下灯的开关。
灯光亮起，照亮空荡荡的屋子，也照亮他孤零零的影子。他坐在小板凳上写作业，笔尖划过作业本的声音，是屋里唯一的动静。遇到不会的题，他不敢问外婆——外婆不识字；不敢问街坊——怕打扰人家；更不敢问父亲，也不敢问母亲。
他只能把不会的题圈起来，等母亲回来。可母亲回来的日子，少得可怜。
每次母亲从南非回来，一进门就扶着腰，脸色苍白，连弯腰换鞋都要缓半天。黄冲什么都不说，踮着脚，把小小的拳头攥得松软，一下一下，轻轻揉按母亲僵硬的腰侧。指尖触到母亲脊椎的弧度，感受到她因疼痛而细微的颤抖，他就更轻一点，再轻一点。
那是他最踏实的时刻。
母亲会摸着他的头，用客家话絮叨南非的日子，说那里的太阳很烈，说生意很难做，说她很想他。他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揉，把所有的想念，都揉进母亲的腰里。他盼着，只要他揉得够久，母亲的腰就会好，就不会再离开。
可每一次，母亲都只待十几天。
离开的清晨，天还没亮，母亲会轻轻摸一摸他的头，塞给他几块钱，低声说“阿冲要乖，等妈回来”。他闭着眼睛，不敢睁开，不敢看母亲的背影，不敢听她关门的声音。直到听见巷口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他才爬起来，跑到门口，看着母亲的身影消失在晨雾里，攥着那几块钱，哭到浑身发抖，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后来，他偶然被父亲接去新家。黄冲的身体慢慢体现出被压抑的表达，身体不说谎：这个姿态看似挺拔，实则充满紧张。挺起的胸膛和过度前凸的腰椎，构成了一个“坚强的外壳”。心理学家武志红认为，我们的身体会记住所有情绪，尤其是那些未被允许表达的情绪。这种前挺后拉的对抗力，恰似一种内心的呐喊被强行压住，转化为肌肉的慢性僵直。
自我攻击的躯体化：“自我攻击”在身体上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让身体处于持续的、自我消耗的紧张中。腰骶部作为承重和行动的核心，其异常前凸意味着个体将全部力量用于维持一个“向前冲”或“不能垮”的姿势，这本身就是对自身能量系统的巨大消耗。
从父亲家回来，他坐在外婆的藤椅上，手里攥着游戏黑白掌机，每次不开心，黄冲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掌机里的贪吃蛇，贪吃蛇的贪婪，直到爬满整个屏幕，也填充了黄冲空虚的心灵，看着巷口的灯一盏盏亮起，又一盏盏熄灭。外婆坐在他身边，轻轻拍着他的背，用客家话念着他听不懂的童谣。
他没有哭。只是把脸埋进外婆的棉袄里，闻到一股淡淡的皂角香。他忽然发现，自己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被人抱过，很久没有听过一句“阿冲，有我在”。
夜里，他躺在床上，摸着身边外婆温热的手，听着外婆均匀的呼吸，还有窗外偶尔的虫鸣。他睁着眼睛，望着漆黑的屋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妈，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用再忙？
妈，你什么时候，才能好好陪我一次？
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有点凉。他把被子裹紧，蜷缩成一团，像一只无依无靠的小猫。又拽着掌机玩着贪吃蛇，他知道，这个夜晚，他还是要一个人睡，就像过去的每一天，就像未来的每一天。
那些未说出口的想念，那些藏在心底的委屈，那些无人接住的时光，一点点，刻进了他的骨子里，成了他一辈子，都抹不去的疤。努力挺起胸膛来获取关注和爱，认为只有“做得好”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