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跪在地上，右手紧紧扒着房间里的蓝色木质转椅，桌上的手机还在播放着我最近的单曲循环。周围的空气一瞬间冰冷到凝固，即使是身上的外套也不能将我与这无情的温度隔开。我尝试平复自己的情绪，一边慢慢地把左手贴在胸前——我感觉到我的心脏在抽搐。
“没关系，反正不是第一次了，习以为常就好。看到一旁的的床铺了吗，只要现在站起来走几步，躺上去就得救了。”我心里默默念到。
经过几十秒的奋斗，我终于平躺在了柔软温暖的床上。耳鸣声就像一股强烈的电流钻入我的大脑，头疼到好似要裂开似的。我把手放在留有发烧余温的额头上，企图温暖冰凉的它们。我轻轻一按，指关节便发出清脆的响声。我叹了口气，这温度真够低的。
平躺一刻钟后，心脏的疼痛渐渐消失，耳边也清净了许多。楼下传来父母和客人的交谈声，活着，真好啊。
这是我的日常，每天由病魔作伴。最初的耳鸣头痛纠缠了我一年多，对此我没有感到任何陌生，毕竟“习以为常”了。反倒是心脏，让我感到负重累累。为此我准备了好几封遗书，以在必要时给我的亲人朋友。在人世走一圈，什么都不留会被遗忘的，至少我在写遗书时是这么想的。
我一页一页翻看着日历，心里五味杂陈。治疗还需要两周，回到学校期末考试将“满脸笑容”地迎接我。想着缺课一个月的我将在考场上不知所措地面对各科卷子，焦虑不安的感觉立刻布满了我的全身。我把日历丢到一边，呆呆地坐着。活着，好麻烦啊。
我就这样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来回挣扎，命运送给我的，只有无尽的痛苦。我细细地回忆着这段日子，17瓶点滴，15管血，我对针头都快麻木了。暗红的血柱在橡胶管里慢慢上升，透明管一点一点被血液占据。医生把收集好的样本放到一边的铁盘里，我就这么看着它们被送到化验室。回过神来，我静静地按着胳膊上的棉球，盘算着下次抽血是什么时候。我不喜欢医院嘈杂的环境，更不喜欢医生对一张张白色病单胡乱猜测，给我莫名贴上了各种病症的标签。我的病情就这样被不同的医院耽误了，他们像踢皮球一样让我在不同的诊室做检查，最后得出的结果五花八门。六个医生六个说法，综合他们的意见，我好像全身上下没什么健康的地方。最后一天，他们直接让我转院，我的六天治疗算是毫无收获的结束了。那一刻，仿佛全世界都不能治好我，我能做的只有漫长的等待。活着，好无助啊。
我在发烧的折磨下度过了天昏地暗的半个月，由于温度在36℃和38.7℃之间来回跳跃，我开始分不清这两个温度。即使在迫近39℃的高温下，我依旧在与数学作业对抗，思路上没有任何的阻碍。
总会有一个夜晚，回想起那些堆积成山的学业任务，我只能在黑暗中无声地留着泪水，把委屈硬生生地咽下，再假惺惺地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的。给自己治愈，接着致郁。
平安夜那天，我收到了朋友的祝福，才恍惚意识到过节的事情。“但今年的圣诞节，显得尤为惨淡呢。”我边嘟囔着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发烧的滋味真不好受。我的双手双脚冰得像尸体一样，连嘴唇也毫无血色。唯独那额头像是刚从八百米跑道下来似的，滚烫滚烫的。
茶几上放着一盒盒的药，数量多到我已经不敢想象它什么时候可以服用完。冲剂、口服液、药片和胶囊，我每天都会努力地把这些苦涩、五彩斑斓的家伙送进我的身体里，祈求它们能做点什么。
也许是因为点滴的影响，我开始腰痛，苦于这点我只能坐在沙发上。沙发很软，我整个人好似陷进去了一般。为了保暖，我在家里也要裹着厚厚的羽绒服。我闭上眼，享受这来之不易的舒适。
“明天，请继续加油。”我暗暗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