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这部电影的叙事技巧纯熟，影片前四分之三是黑色幽默喜剧，后四分之一是社会剧。底层人的打入富人家庭工作的计划满满展开、层层递进，在上层阶级悠闲的衬托下，下层阶级的困窘在暴雨之夜达到峰值。地下室的发现是喜剧与社会剧的连接桥梁。刻意设计的那如附骨之蛆、无法摆脱的“气味”，成为压垮基宇父亲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却正是这社会剧的结局，削弱了整部影片的力量。冲动杀人本身被模糊，而其背后所暗示的贫富矛盾被强化表达。朴社长对贫穷气味的反感和嫌弃表现，是一种不尊重不道德，就像在基宇地下室家的窗户前撒尿的醉汉一样不道德。在朴社长面前看似低一等的基宇一家，在面对似乎比他们更低一等的醉汉（即疯子）时，则趾高气昂地呵斥醉汉、乃至用水喷他。
这反而是更值得玩味的地方，人性的复杂在于，很多时候，人们的选择并没有逻辑依据。在最窘迫的时候，人可能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暴怒，同样的话，放在平常，可能根本不会激起这个人内心的任何涟漪。
所以基宇的父亲，在面对满脸是血的儿子、女儿被砍痛苦倒地、雇主家只担心自己的孩子、除了老婆没有任何人阻止突然出现的暴徒的混乱场景时，内心同时炸裂开了痛苦、无助、气愤、憎恨等情绪。此时，无论是谁，只要对四年未洗澡的地下室人展现一丝丝气味上的嫌弃，都会遭到基宇父亲的无差别攻击。
此处的朴社长，不应成为激化阶级矛盾的象征，因为他们之间的本质矛盾没有得到刻画。如果是这种象征意味，那么影片的结局含义就落入了下乘。影片对朴社长夫妻的刻画过于简单，他们除了拥有一个富人的身份、招聘基宇一家、嫌弃贫穷气味以外，并没有任何其他内心挣扎与矛盾。他们如纸片人般扁平，这就使得他们与基宇一家的接触，显得滑稽可笑，最终他们好似执行了鄙视贫穷的任务，从而推动故事走向了高潮。
与其说这是一部关于阶级矛盾的现实主义力作，不如把这看成是对贪欲成恶、人性无常的描绘。寄生虫之间的互相残杀，寄生虫的自卑和仇富，寄生虫的冲动杀人。如此，观众也许能更好地接受背景板般的富人阶层设定。
故事的最后一刻，几乎没有出现人性的闪光点，除了那个小姑娘和基宇母亲，一个是基于爱情，背起昏迷的基宇出逃，一个是身为人母，挺身而出与凶手搏斗。参加家庭派对的人四散逃跑；朴社长夫妻只顾着自己孩子，让基宇父亲别管倒地的家教，开车去医院；而此时的基宇父亲，已经着魔、近乎神智不清。没有其他人对中刀的姑娘表现出一丝丝生命的同情与尊重，这才是影片中对人性最大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