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台湾留学生，也就是讲这故事的台大社会学教授孙中兴本人有他的答案。
＂我在哥大读博士的第一年考试结束后，除了一门社会学课程没有出来，其它门课程都有结果了，得分最高的统计学是B+，其它门成绩都在B+之下，但是我需要平均成绩不低于B+才能继续获得下一年的奖学金，也就是说这最后一门一定要是最高分A＋。要知道美国大学博士班里没有人得A+的，所有A＋成绩都是找教授要来的！我在台湾读书从没想过去找老师要成绩，但是，如果不去找，唯一的结果就是下学期回台湾，回去和周围的人说一句，美国大学没有什么好念的。
“那时候我刚结婚，我太太对我说，你只有两路，一是带着你的自尊回台湾，你可以说我没有去找教授要成绩；另外一条，去求成绩啊，没有别的路走了！我说：啊？！我上学这么多年从没去求过成绩，我去求成绩，这算什么呢？想来想去，为了活下去，还是要去求成绩。在求成债之前，先要问老师：老师，我的报告交了，你收到了吗？老师说＂没有。你报告交到哪里？你是不是没来上最后一堂课？＂我真的是没去上最后一堂课，因为在最后一课上老师千交代万交代，老师在学校有三个信箱，一定不要交到社会学那个信箱。因为老师下课后就去休假，不会去社会学信箱取论文的，所有上课的学生都知道。是真的信箱哦，不是电子邮箱！我说对不起，老师，我交到了社会学的那个信箱里了。老师居然没有生气，“我当时说过要交到哪个信箱的，可能你没注意到。”只是说他几月几号回纽约，你到时补交来吧。可是我没留备份啊，那就再写一次了，反正自己写的应该记得。于是我就回来重新找资料，根据回忆重新写了论文，《旅游对中国大陆的改变》。以后我就养成了留备份的习惯。
“去交论文之前，我太太问我，有没有想好怎么说，我说没有啊，最坏就是回台湾了。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很和蔼，说：你要交报告，对吗？我说是的，但是老师，在你批改报告之前，我要和你说一件事情，我这门成绩要拿A+,这样我才能够拿奖学金，我才能够留下来学下一年。老师就这样一直看着我，直到我讲完，老师说“ok。但是，不要再做第二次。” 这样我就拿了A+,老师还是批改了报告，说报告上才是你真实的成绩，但是老师给了我一个机会。这就是人生，有些人浪费了机会，有些人把握机会，从此人生变得不同。
“老师本来可以选择不相信你，我告诉过你不要放那个信箱，你为什么还要放那里，你不来上课，活该啊，老师为什么要相信你？很简单嘛，他是你的老师啊。所以经常有同学问我这个问题，老师你为什么会相信我，我说因为我是你的老师！老师给过我这次机会，我也会给学生机会。这个道理我居然到国外才学到。
“我1999年回哥大去教书，那时候老师还在，我专门去看他，当电梯打开的那一瞬间，我差点哭出来。”
这是台大公开课《爱情社会学》里面教授讲的一个故事，其实和爱情并没有直接关系，主要讲的是孙教授自己在哥大时候的亲身经历，关于信任的故事，孙教授讲这个故事很多遍了，但是每次讲的时候还是激动到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