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灯

作者：龙灯 (2000— ) ，苗族，湖南湘西人。民族历史学者。

关于楚人及其君王的族源族性至今众说纷呈，莫衷一是，其基本原因是：不能对北方古籍作深入分折和辨证，不能打破两千多年来的正统思想和民族思想的镣栲，对传统文化予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往往变成一句大话、空话所致。

古代北方学者所称谓的“苗民”，是指中原以南即长江中、下游地区从事传统水稻农耕之民，这些学者以文史杂糅为手段，说皇帝“遏绝”了“苗民”。由此，“苗民”改称为“蛮”，即中原之南的“南蛮”、“荆蛮”，“楚蛮”，通称“蛮夷”，因此“蛮夷”即“苗蛮”，这就是楚国的建国民族和主体民族。

楚，起于江汉，兴于江汉，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开发南方文明，写下了最光辉灿烂的一章，然而这一章被无情的撕去了，从而埋没了长江中、下游先民的光辉历史，同时也埋没了今天苗、瑶、畬民族的灿烂历史。因为苗、瑶、畬民族是从“荆蛮”、“楚蛮”之地南迁而来，迂至崇山地区，山区封闭，方能保存“蛮”的族性和甚多包括楚语在内的楚文化，这也是甚多专家学者公认的。

楚人就是苗蛮(后含巴人)，楚为苗蛮先民所建，这也是笔者、作为一个退休十多年打破源自北方学者的正统思想和古代难勉存在的民族自大自上思想之鐐梏，所得出的结论。而这个结论，是以典籍与民族学、考古学相结合，予以系统立体分析和考辨而得出的，绝非仅据一辞一语或断文取意，乃至演义。

例如，众所公认，楚人的先祖为“祝融”和“鬻熊”，楚书为《梼杌》，仅这三者都是仍保留在苗語中的楚声楚语；且你是否注意到在这两个楚祖之名中，都含“苗式‘鬲’”(亦称“蛮式鬲”)，这绝非是一种巧含，而是包含着极为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这是个铁的事实，充分证明：楚为古苗所建，“蛮夷”所建，即今苗族先民所建，亦长江中下游的先民所建，而绝非是“由中原南下”的所谓“楚人”(夏人)所建，并由他们开发、开化“蛮荒之地”的“蛮夷”。下文，笔者分三章考而辨之。辨，包括辨别和辨证，是否背离了唯物辨证史观，读者自评之。

古代就有一些北方学者明明白白的说：楚为蛮夷。隨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至今天，又有不少专家学者指出：蛮夷就是苗蛮，从而楚是“苗的楚国”；在经汉初时人译编、重排的《楚辞》中的“苗裔”就是指“苗族之裔”，尽管在后来的《史记》中“苗裔”一语被正统思想特别强烈的作者曲解了。

然而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以古代儒家经典所构建的传统主流文化中，楚国开拓南方文明的光辉历史，但也“只因为千百年来他们被斥为‘蛮夷’、‘落后民族’，这一历史画页被无情的撕去。”(黄崇岳徐兆仁《春秋时期楚国的经济发展-兼论我国历史上开发南方的第一个高潮》载《楚文化觅踪》河南省博物馆考古学会等主編1986) 楚人的族源、族性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抹煞，这种抹煞彺彺是在思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以其所载经不起推敲或自相矛盾的论述中而反映出来。

这是一种源自古代儒家的传统文化框架，或说是一种以思想代替物质、以精神代替存在的中国文明源头一元论的传统框架。笔者本是学自然科学，故受这种传统框框影响较少，也容易打破这种源自落后时代所构建传统框架，不受势力强大的传统文化压迫。

这个传统框架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今根源，虽然体现在以“书同文”的汉初典籍中，但形成于战国时代乃至春秋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奴隶社会正在觧体，民族关系紧张，不可能产生民族平等思想，任何较大或较强的民族，其陕隘的民族功利目的在所难勉，与其说别人“夜郎自大”不如说自己也“夜郎自大”，“蛮夷猾(犯)夏”的楚蛮和诸夏之夏都是这样，这也许是楚书《梼杌》被斥为“非先王之道”和“傲狠明德，以乱天常”而被“遏绝”、“无世在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我们今天见到的有关先秦时代的历史书籍，全是汉初文化大复兴时代“书同文”的北方古籍，不仅以“正”为“统”的正统思想和以我唯“上”的民族思想体现强烈，而且在这种思想下，用文学与历史杂糅为手段所虚构的一些历史也自成体系，成为两千多年来我国传统文化的框框。

苗族的古代史就是被这个框框套住，从而被扭曲，直致消亡。事实上，从唯物辨证史观看，“三苗”并没有被流在裔土即被“窜于三危”，“苗民”也绝不会被“遏绝”而“无世在下”，“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寿何所止？”(《楚辞.天问》)真是一派胡说八道，故而“蛮夷”就是“苗民”。在《诗经》、《国语》乃至《尚书》、《左传》、《史记》等这些名典中楚为“蛮夷”己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此楚是“苗的楚国”，而绝非先秦“华夏的楚国”，这是史实。只要读者看完本文各章，自然更加坚伩不疑。

所以，苗人要抛弃妄自菲薄的民族心里，楚为苗国，我们民族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历史，我们的先民为中国文明创造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笔者作为“苗裔”， 深感自毫。但明天不代表今天。今天我们要继承先民勇于开拓、善于开拓的精神，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光辉民族政策照跃下，加强民族团结，树立自伩心，加强自伩力，把苗区建设的更美好。笔者尽管己进迟暮之年，文笔不佳，下笔如千斤，也要为民族历史正名正位和我国文史走上康壮大道而呐喊，不要被正统思想和狭隘的民族功利目的思想掩埋中国历史！

必须提及的是，专家、学者中的“苗的楚国”论也好，“楚人由中原南下”的建楚论也罢，有的只见观点，不见依据，更不用说是经的起辨证的有力依据了，只是各自心知肚明而己。而笔者认为，“苗的楚国”论，当是读典后经过综合思考，突破了源自古代儒家的传统文化框框，通过系统思考和辨证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治史求实求是，不阿世的时代特点，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不便像笔者“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样地直接指出《尚书》、《左传》乃至《史记》等传世名典中的一些错謬。

而在某些人看来，这些古代名典“博、大、精、深”是思想正确、字字千金、句句真理的“圣书”，这似乎太苛求古人吧。而“楚人由中原南下”的建楚论，其依据就是仅据典籍的一言所载，从而得出的“由此可知”的不能成立的重重推论(见第一章第二篇)，所以应是两千年前儒家思想的框框之继承和发扬，笔者这里所指的儒家思想框框主要是指正统思想框框和以先秦华夏至上的民族思想框框。这两个思想框框结合起来就形成中国古代-远古文明一元论思想，从而导致“楚人由中原南下”的建楚论和所谓楚国或楚人的“夏化”论。

而大量的当代考古证明：我国于先秦时代的古代至远古文明是多元的，因为民族及其国家(远古为部落)是多元的，所以“文字异形，语言异身”嗜好不同，因此，所谓楚人“北来”论和“夏化”论，以及把东、南、西、北的古代至远古文明强拉硬扯地归结于中原，显然具有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学为国学后愚弄群众而曲学阿世之特点。故其所谓的依据就如《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之类的认可和发挥；或依据《左传》：“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管《左传》之说是对《国语.楚语》之说即“抚征南海，训(教训)及诸夏。”的改词改意，更不管《左传》之说就与《左传》本身所载的楚史自相予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