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时不时就能刷到新闻，说某某姓氏投资多少，某某宗族又集资多少，总之就是花了大价钱，找个地方建宗祠。
然后有一群人在那鼓与呼，说这个宗多么团结，那个宗多么有实力，这个姓如何历史悠久，那个氏如何传承有序。人们自动脑补，又或者在某些别有居心的人的引导下，大肆吹捧宗族制，搞的好像宗族制这种玩意有多么美好似的。
应该说，在历史上，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宗族制大概是个好东西。
当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社会管理供给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或者生存条件基本丧失的时候，宗族制是一个提供一定社会管理资源的工具。
这玩意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正经的说法是“家庭的诞生”。
通过宗族制，人们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治管理，集中宗族的资源“办大事”，以维持宗族的延续和繁衍。而宗族成员作为一种“资源”，则可以依附于宗族，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如果以上看不懂，则请参考有些人物的回忆录。在那些回忆里，我们常看到类似这样的描述：哥哥或弟弟毅然放弃学业，到广东打工赚钱供兄弟姐妹读书。其实，这大抵是经过美化的叙述，因为正常情况是放弃者并非自愿，受益者也未必感恩，甚至彼此都以为理所当然。
这便是最基础的宗族制：一个家庭中，父母逼迫子女作出个人牺牲（可以是学业，也可以是生命），以集中资源供某一个子女使用。
牺牲者也是有优先序列的。
首先可以牺牲的是女儿。其次是庶子，当然，现在基本没这个说法，但大抵可以理解为和前妻前夫生的子女。其三是不太受待见或者残疾的儿子，比如被认为不听话不孝顺不顺心的，或者算命的说命不好命不长的。其四是看起来不太可能光宗耀祖的儿子，比如读书不成，又不是显著的心灵手巧能养家的。其五是看起来最有出息之外的那些儿子。
以前，被牺牲者的用途很广泛。女孩子，很小的时候可能会被作为物品卖掉，或者作为童养媳卖掉。男孩子，可以祭天。后来优先留在家里当长工，或者人形牛马。必要的时候，小的卖给别人当儿子孙子奴仆太监，大了卖给别家当赘婿，或者作为徭役的消耗品。
鲁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但是到了如今这年头，我不太理解一般人为什么还在那鼓吹什么宗族制。他们为盖一个宗祠几乎倾其所有，并引以为豪，仿佛他们都是能够“吃人”的那一拨，而不是被吃的那一拨。
有人跟我举例说宗族的好。他居然举范仲淹为例，说范家如何如何泽披宗族后人云云。
天见可怜！范仲淹家里往上好几代都是当大官的。他祖父官至秘书监，死后追封唐国公；他爹死前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死后追封周国公。这么好的家室，可他爹一死，他家居然立马穷困潦倒，以至于他老娘不得不带着他改嫁，让他改姓更名叫朱说，这才活了下来。
敢问，宗族在哪里？他爹的兄弟姐妹在哪里？他的叔伯族亲在哪里？
然后我们再翻范氏族谱，故事便一目了然！
范墉一死，都不用等一秒钟，范仲淹他哥范仲温瞬间被他伯父“收养”，所有家产田宅立马“托管”到伯父名下。而范墉小老婆谢氏和范仲淹呢，下一秒就在范家无立锥之地，更别说什么宗族供养读书啥的了。
我这人比较擅长用恶意揣测。窃以为要不是谢氏见机得快，立马找了商人改嫁，否则恐怕要不了几天，谢氏就该“悲伤过度而亡”。至于小屁孩范仲淹，不是因病夭折，就是易溶于水吧。毕竟他本来有四个哥哥，其中三个写着“早夭”，只剩下一个五岁的范仲温。每个地方的地方志，每家每姓的族谱，这样的事简直浩如烟海。
后来范仲淹长大了，当了大官，又得到皇帝的支持，居然也还没法子改回姓范，因为老范家不同意。
无奈之下，范仲淹只能白纸黑字的公开声明，发誓自己只是想改回范姓，承诺自己绝不继承范氏财产、亲妈绝不随葬范氏祖坟、本支绝不争夺宗产，这才勉强改回范姓。
当然，范仲淹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他一开始是被恶龙欺压的婴儿，等后来身居宰辅之尊后，他有的是威望和手腕，非但化身屠龙勇者，而且转回头来自己也当起恶龙。
范仲淹是怎么屠龙又当恶龙的呢？他位极人臣后，用了雷霆手段重新梳理老范家，对老范家进行改组。老范家被他分成十六房，其中，他四个儿子各占一房，被他收养的范纯诚占了三房，他那被伯父“收养”的哥哥范仲温占了一房。
也就是说，范仲淹一家子，占了整个范氏十六房中的八个。恶龙一嘴，吃下半个范氏。
当然，范仲淹的吃相确实要好看一些。毕竟是读书人嘛，总得有所讲究，须得让被吃的不但心甘情愿，还要对他感恩戴德。
在社会管理供给直达最底层的今天，作为一个人，我并不额外需要那点基于“吃人”逻辑的宗族制管理资源，更没能耐学范仲淹恶龙张嘴。
所以，我只能看个热闹。
那些已经被吃的，即将被吃的，以及幻想吃别人而实际只能被吃的，他们正津津乐道于这吃人的法门。
总有人被卖了，却还帮着数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