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这个论题既抽象又与人生息息相关,无论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各个层面都牵涉其中,看上去漫无边际,难于理出头绪,而我承认自己有“愤青”情结,虽然已经步入中年,愤世之不争,嫉俗之不耐,我不想将这种情感化的东西传达予你,力图以“批判”的理性自然而然的彰显出事物的面目来。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卢梭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生来自由”是人的一个本质也是他的使命,因其先天具有的本质上的自由,所以才有人人平等,但是这种本质是抽象的,只是一种可能性,是非常不现实的;在现实中,人必须不断的追求自己的自由:这样的不断追求自由之最大可能的人被称为自由人。“枷锁”就是现实里面的不自由,真正的“自由人”就是不断的突破枷锁和解除枷锁而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接近终极的(也是理想的)的自由——共产主义即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这句话中,牵涉到两个核心关键词:“自由”和“枷锁”。对于自由,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整个人类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是个好东西,人人都想最大化的得到,这没什么分歧;然而对于“枷锁”,其内涵歧义极大。首先,一般人的印象是讨厌它,想摆脱它,自身是被动承受的,违背个人主观意愿的;其次又会觉得,很多时候是摆脱不了的,自己必须迎合它,即使不情愿。这种理解偏离了卢梭的真正的“自由”精神,在这里“枷锁”不是被动的承受,恰恰相反,它是主动的选择,“枷锁”是自由人为了实现自由而设立的手段。一些是为实现自由的共识,它就被确立为法律;一些是为实现自由的众识,它被认定为道德。比如,我们都有开车驰骋的自由,为了实现这一自由,我们“自我立法”达成共识制定了《交通法》,只要遵守它,开车的自由也就实现了。当因违章而被罚款时,你所讨厌的“枷锁”,恰是为了保障你行车自由而参与确立的“法”。所以,“枷锁”不是目的,“自由”才是目的,这时你是不是会觉得,原来“枷锁”也是个好东西呢?还是注意分辨,这里的“枷锁”是自为的,目的是自由,而奴隶的枷锁是他为的,目的是限制自由,截然不同。
自由之所以无法定义,是因为它是原理,无法证明,它已经是人类其它事物的最终原因,它可以解释别的,却没有什么概念可以解释它。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这就是使自由成为可能和必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由经常与“为所欲为”相等,好像赚的钱越多就越自由,当的官越大就越自由,殊不知这只是最低层次的自由,即消极的自由。我们现代人虽然物质得到极大的发展,却带来人类物化,人所拥有的手机却使人成为手机的奴隶,大大限制了人的自由。在康德看来,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自我意识、理性思维之上的自我立法即自律。
就比如两个学生,一个意图追求未来自由的更大可能性,督促自己刻苦学习,每天读、写、背、算,看上去苦不堪言,然而这种自讨苦吃恰是自我意识的集中展现,那属于“我的”选择;另外一个同学,却被父母逼迫着来到学校学习,他的自我被蒙蔽了,同样每天读、写、背、算,但是他的存在更像是一部机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其效用必然不同。
针对这一材料我们可以获得以下结论:
我主动锻造自己的“枷锁”——自律——作为到达自由之岛的渡船,然而每个人都象我一样是理性的、自由的人,戴不戴口罩这首先是一个理性判断后的自由选择,不过因此客观上直接导致损害到他人的自由,那么他必然要受到相应“枷锁”的惩罚(每个进监狱的人都是其自由选择的)——这是他明知故犯后显而易见的对其人格尊重的处理方式;但是对于任何可能性的讨论自由则必须要保障——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你观点的权利(伏尔泰)。
是否对背在我们身上的“枷锁”进行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判断,这是我们国人一直缺失的一项。
如果人生而自由是不需证明也无法证明的原理,那么第一定理就是:每个人的自由的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前提。
"革命小将"揪斗他们的老师致残致死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是自由的,并非别人强迫的。每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都要独立承担他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应该是现代社会的共识。选择不认真学习的同学,就要承担考不上大学的结果;选择犯罪的人,也就自然是做好了进监狱的准备的,然而,匪夷所思的是,斗残斗死大量所谓“黑五类”的“革命小将”们至今不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他们不需对其“自由”承担后果这一行为恰好证明他们不是人类的一员。正面来说就容易理解的多了,就比如一个学生考了700多分,各方面都极为优异,这必然是他自由选择认真对待自己生命,选择自律的效果,然而最终国家却告诉他考不上大学——这一结果不就意味着不把这个学生当人吗?反之,亦然。如果一个人犯了法,抓起来,判了几年的刑,结果国家却放了他给了他人身的自由,那也证明国家没有把他当人而已。所以在文革期间迫害他人自由的那些人,国家至今的行为证明:“革命小将”不是人。
为什么会这样,不就是他们缺乏自我意识和理性的能力,直接将其行为所遵循的道理当作“天理”(我们的天理实在太多)而不进行理性反思,尚不自知,认为自己“真诚”无比,孟子的“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遮蔽了多少辨识是非、本质的可能。(文革期间国家不就是使用了儒家思想专制的那一套打压着儒家的“封建专制思想”吗?)
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关键是“矩”是什么?如果只是未经审查、反思和批判的“周法”“先王圣法”,那么孔子自由的层次也不高,也只是“矩”的奴仆罢了,就算是一只小狗也会觉得自己在主人的院子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呢!如果孔子对历代圣法背后运行的规律进行之所以可能以及是否真实可行的理性辨析,然后形成自我立法之“矩”,那么孔子自由的层次就高多了。
可能你会说,我不是孔子,没有能力“自我立法”,孔子也是一步一步历练出来的,我们青少年则要做强健的骆驼,背负尽量多的载重(枷锁),这些你自己加在背上的“货物”就是你最终成长为“狮子”的手段,不期而遇的一天里,在一片荒漠里,在摇摆于四周不同方向的船桨中,你的“自我”会破壳而出,折断所有的拐杖,磨出自己锋利的爪牙,长成为狮子。再去读书时,其中的思想则必须经过你理性的审查批判咀嚼吞咽消化吸收养料排泄渣滓而成为“我的”,再不像“骆驼”那样仅仅是膜拜拿来填满背负,套在身上的一层层五颜六色的衣裳,变成随风自由飘扬的金黄色的鬃毛。
这里的骆驼和狮子所追寻的都是积极的自由——主动为达到自由之目的而为自己搭建达成目的的手段,自由当然还有低层次的消极的自由,任意妄为的自由,“只要有了钱我就可以买到所有了”,“只要有了权,我就做任何事了”,这些都只是基于动物本能消极的自由,在此略过不谈。
人是自由的,人又是有善有恶的,我们无法驱除恶,去除了恶,善也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具有一个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理性,因此我们就有了审查和判断,经过教化,我们就越来越自主的从善去恶,恶的存在才证明了善的价值和意义,就像人因为会死,所以才更加的珍惜活,努力的活,“向死而生”(如果人永远死不了,那么任何事都不着急去做了,可以1年以后再说,也可以1万年以后再做)。拾金不昧之所以是美德,是因为我们捡到钱后有寻找失主归还和不归还两种选择,如果法律规定捡钱不交者入狱五年,那么拾金不昧就不是美德了。同样的,如果天上的天神一发现盗贼行为发生,就立刻让盗贼人间蒸发,那么“盗窃罪”这一枷锁也就不存在了。我们的自由最起码有两个:选择自由和选择不自由——人最大的不自由,就是永远无法摆脱自由(萨特)。所以对于戴不戴口罩,人们当然有选择戴和不戴的自由,就像我们有选择犯法和不犯法的自由,有选择捡钱归还和不归还的自由一样,只需承担相应的后果就可以了。然而表达自己对“共识”(所有人共同的认识)特别是“众识”(大多数人的认识,可能存在大多数人的专制)的不同想法,这是每个人的自由,有不同的意见发表出来,恰恰证明了“自由”的存在,共识同时也就是自我立法,我天然的具有对我的“法”发表观点的自由(除非你说我与此“法”无关,而每一个人都自称“我”)。
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命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连自杀都是一个需要反复讨论的命题,然而对于“戴口罩”这一“共识”,我们国家14亿人之多,竟然没有一个的异见者对此进行公开的讨论,这是否恰好证明我们离“文革”并不遥远呢?
“枷锁”在西方是通向自由的桥梁;在中国是实实在在的枷锁,在适当的时机自然会变成甩脱责任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