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统治者先后设立了经学博士，他们的职责是专门研究传世经典著作，并传承给后学。由是开辟了一门新的学问，在传统国学中占了绝对比重，这便是经学。经学并不能等同于儒学，所以说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主流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真正的主流是经学，二者之间的区别我们另外讨论，本篇专门谈谈经学的基本功夫：训诂。
“训”就是“释”的意思，《字汇》：“训，释也。如某字释作某义，顺其义以训之。”用通俗的话来解释某个字的意思。“诂”的意思是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古语。《说文》：“诂，训故言也。”训诂学是专门研究古代语言文字意义的学问，简而言之说训诂学的目的是用来解释，古时候某个字，它是什么意思？
其实在秦汉时期，训诂的称谓便是”训故“，为了解释古书而去训释古籍中的古字古词。因为文化的发展和流变，战国时期的读书人已经不能识别西周时期的古籀文了，春秋战国列国纷争不仅仅是在战场上打来打去，还在经济、文化等领域较劲。所以当时篆文也是各写各的，我们从今天出土的战国竹简也能看出端倪来，同一个字有好几种写法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边导致了后人读古书，很多字不认识的情况发生，直到秦朝李斯用小篆规范汉字的字形，汉代又以隶书统一了全国汉字。
汉代的训故仅限于解释古文古字，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学理和技术方法。名称也是各叫各的，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人叫“训故”，有人单称“训”，有人单称“故”，有人称之“解故”，有人称之“训纂”，虽然名字不同，但是内容所指代的内容是几乎完全一样的。这可以看作是训诂学的萌芽时期。
单从“解释古文古字”这个角度来说，两汉期间的传、说、微、章句四大类著作，都属于“训故”的功夫。“传”又有正传、杂传、传记、记、杂记等分类，“说”有略说、说义、故等分类，“微”主要是针对《春秋经》，取自“微言大义”，阐发道理。“章句”是后世所言“注“的一种，取自“剖章析句”，分析古文的章节和句读。这些著作无一例外的都是以汉代经学家的视角来解读先秦典籍，只是所表达的文体形式不同罢了。比如《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等。
我们今天所有能见到的传统经典，都是经过校勘、训故、考据过才发表出来的。古传文献一是文字的脱衍讹误，二是古字生僻，三是源流不清。我们之所以知道《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的，这是前辈学者的考据之功；之所以能够通读全文，这是前辈学者校勘文献之功；之所以能知古字今义，这是前辈学者的训故之功。故此三者，为传统经学的三个基本功夫。即便是今人读经，轻传统治学功夫，纯以哲学角度进行道理上的分析，其根基也是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的。
训诂作为一门学问，包括三个方面：一、训诂的定义、源流、要义及治学方法；二、古文献中历代文字演变轨迹考究；三、当代方言的流变，以音韵为主。简单的说就是，首先要定义训诂的的内容及含义，并总结出训诂的方法；其次要弄明白文字的来龙去脉，以前怎么写？后来经过哪些变革？具体含义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是要深入经典，在书山文海中探寻。最后是同一个文在当下不同地域的读音读法。一番功夫下来，不仅能知道这个字以前怎么写，后来怎么读，具体不同语句中表达的意思有什么不同。训诂学原本是为了解释古书籍而存在的“文字学”，后来发展成一门专业的学科。
前人将训诂学比喻成翻译学，大体上是没区别的，只是翻译对象不一样。前者是解决时间上的隔阂，后者是疏通地域上的隔阂。因为时间、空间上的问题，导致今人和古人不能之间对话，直接沟通，所以需要跨时间、跨地域的翻译一下，使得古字古词能被今人所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