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皇上任命张汤为太中大夫，与赵禹一起制定诸律令，务在严峻细密。严格控制守职的官吏，看见人犯罪，知而不报，就与犯人同罪，让官吏之间互相监视。
西汉政府的严刑峻法时代，就从这时候开始。
8、
八月，稻田螟虫成灾。
9、
这一年，征召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由地方政府安排与每年进京交薄册的计薄使者一起进京，沿途各县负责供应饮食。
菑川人公孙弘回答策问说：
“臣听说上古尧舜之时，并不注重官爵和赏赐，而人民都互相勉励向善；不注重严刑峻法，而人民并不违法乱纪；为什么呢，那是在上位者率先垂范，立身正直，对人民讲信用。后来的世道呢，贵爵厚赏而人民不能向善，深刑重法而作奸犯科不止，为什么呢，因为在上位者自己就立身不正，对人民也不讲信用。所以说，厚赏重刑，都不足以劝善而禁非，唯有一个‘信’字而已。所以，能任命有贤能的官员，让他们各司其职，去掉那些没用的废话，则工作可以得到落实；不制作没有实际用处的器物，就不用征收那么多赋税；不要在农忙时节征发徭役，不消耗浪费人民的劳力，则百姓可以富足；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有尊严；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有次序；处罚有罪之人，则奸邪止；奖赏贤德的人，则群臣相互劝善。以上八条，就是治国之本。
“所以，人民各有各的生业，就不会起争执；凡事都有讲理的地方，就不会有怨气；能得到以礼相待，就不会暴虐；能感受到国家对他的爱，就会对在上位者亲近，这是有天下者的急务。礼仪，是人民所服的，再顺之以赏罚，人民就不会犯禁了。
“臣听说，声气相通则相互应和，如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所以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相应。如此阴阳和而有风调雨顺之和，天降甘露，五谷丰登，六畜繁衍，庄稼美盛，百草丰茂，山不光秃，泽不干涸，这就是和的极致。”
当时参加策问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太常（祭祀部长）将公孙弘名次居下。应对的策文呈奏后，皇上将公孙弘的答卷擢升为第一名，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随时听候传见。
齐人辕固，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也以贤良身份应征，公孙弘对他侧目而视。辕固说：“公孙先生！你应该立正学，说正事，不要以曲学媚世求荣！”当时诸儒，很多人都强烈的毁谤辕固。辕固就告老还乡了。
华杉说：
公孙弘的八条，都是儒家正学，是至理名言，是最有价值，也切中时弊的大道理。武帝将他擢升为第一名，似乎是看懂了这些价值。但是，武帝的作为，并不是这八条的思想，可见知行合一之难。
至于公孙弘是“正学以言”，还是“曲学阿世”，还得听其言，观其行，当然，正如公孙弘所言，关键看皇上是什么样的皇上。武帝正，则天下皆正；武帝不正，则天下皆曲。
当时，巴蜀四郡凿山开道通西南夷，粮饷运送，辗转一千多里，搞了好几年，道路仍不能修通，士卒因饥饿和暑湿而死者众多，西南夷又数次造反，汉政府发兵攻伐，耗资巨万，劳而无功。皇上很头疼，下诏派公孙弘去视察情况。公孙弘回来，极力诋毁西南夷没有什么用处，不要搞，皇上不听。
公孙弘每次朝会提出意见时，只是列举事实，提出建议，让皇上自己选择决策，不肯当面指斥，也不愿当庭争辩。于是皇上觉得他的作风谨慎厚道，富有辩才，熟悉文法吏事，又以儒术加以修饰，非常喜欢他，一年功夫，就升值到左内史。
公孙弘奏事，不被采纳的，不当庭争辩。经常在皇上空闲时，和汲黯一起请求单独奏事，由汲黯先讲，公孙弘补充，皇上总是非常欣赏，所提的建议都被听取，由此日益亲贵。
公孙弘曾经和公卿们约定一起向皇上奏事，而到了皇上跟前呢，总是违背之前跟同事们约定的意见，而顺着皇上的意思说。汲黯当着皇上的面诘问他：“齐人多欺诈而不实在，你开始跟我们商量好一起跟皇上上奏的意见，到现场又改，这是对皇上不忠！”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皇上赞同公孙弘评价自己的话。左右幸臣诋毁公孙弘，而皇上对他更加优厚。
华杉说：
公孙弘是个争议人物，就是他是不是伪君子。
在我看来，他的态度非常典型，他是儒家，他追求的是“圣之时者”，我给B+。
孟子说，有四种圣人，也有四个原型人物：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伯夷是圣之清者，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跟人谈话，人家帽子没戴正，他也接受不了。周武王伐纣，他认为这是以下犯上，就不食周粟而死。
伊尹是圣之任者，以天下为己任，天下百姓有一个人在受苦，他也认为是自己把他推进沟里的，都是“我的责任”，一定要干！天子昏庸，他能把天子软禁三年，让他悔过改正，再迎接他复位，成为一代圣君，这是他的本事，也是他的至诚。
柳下惠是圣之和者，和光同尘，跟谁都能干，能干一点就干一点，因为秉公办事，保护百姓，而得罪了鲁国权贵，被连贬三级。他呢，无所谓，被贬到哪一级，就干好哪一级。他的妻子都说他丢人，说你还给他们干啥？咱不干了！他说：“这些老百姓啊，我不管他们，又有谁来管他们呢？我能照顾多少人，就照顾多少人吧！”他如此，各国诸侯都知道他的美名，都来请他，说你到我们这儿来吧。他拒绝不去。别人说，鲁国权贵这么欺负你，你为何不去别的国家呢？他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我这样按原则办事，到哪儿不是一样的被贬。他们今天请我，明天就会贬我。如果我要高官厚禄，就得改而枉道事人，那枉道事人，我在鲁国就可以，何必离开父母之邦？”
孔子是圣之时者，无可无不可，可以进则进，可以退则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我，就是用我的道，行道于天下；不用我，我转身走了就是，绝不枉道事人。孔子、孟子，都是这个态度。
公孙弘呢，他的策文是大道恢弘，对西南夷的意见，也符合他的观念。但是，当武帝不听他的意见，他并既不面折廷争，也不退而求去，而是马上调整立场，站在老板的立场，来帮老板“缘饰以儒术”，所以武帝喜欢他。
辕固和汲黯对他的指责，就是说他曲学而枉道了。
我看公孙弘呢，他是先直道事人，但是，“开陈其端，是人主自择。”我都给您摆出来，您自己选择决策。当皇上做出决策后，他马上站在皇上的立场，“缘饰以儒术”，帮皇上修补。他是忠，还是不忠呢？
我们还用孟子立的标准来鉴定一下。孟子说，人臣有事君之臣，有社稷之臣。事君之臣，是忠于君王个人的，社稷之臣，是忠于国家人民的。公孙弘，是先为社稷，后为君王，已经算是忠臣了。这就是他的自我鉴定：“夫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
我算是知公孙弘者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