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多少不眠的夜晚，抬头就看见满天星辰……”每当我手机特为母亲设置的铃声响起，我便知道阎维文又在替母亲用深情的歌声把我呼唤！
对于母亲的电话，我很纠结：总不希望母亲打来电话，是因为害怕电话里传来我不希望听到的情况；另一方面又特别渴望听到母亲的电话，总想知道她时时刻刻健康平安。然而，就在纠结和矛盾中，母亲寂寞无聊时，却总是喜欢拨弄她那部老年手机，用一双干枯树枝的手拨弄着电话薄里仅有的四个名字：大姐、大哥、二哥和我。她就像在山间拾柴，一支、两支、三支、四支，蹲在炕头点兵点将。最后，总是我“不幸”被点中，进行莫名其妙的袭击。
母亲老了，电话也好像“老”了。不知是中条山险峻阻隔，还是农家院落幽深，母亲那“衰老“的信号总是到不了我这里，有时刚接通，电话就断了，断了再打，打了再断，经久不息，持之以恒，不是愚公，胜似愚公，如此往复，终不觉累；或者是电话通了，她的听力又不好，声音大的能震破我的耳膜，可我说的话，她却一点也听不清楚。总是在万般无奈之际，迫使我不得不一改往日假斯文的模样，扯破了驴嗓子和她喊话，那音量常常是惊得过路人撒丫子就跑。前天又是一通电话打来，终通过不懈的努力，断断续续弄清了她的主题：说她近一段时间吃不下饭了，血压又增高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大脑瞬时缺氧，嗡嗡的，让我两眼发黑，心里发慌。于是，两腿发飘着，赶忙扔下手头的工作，冒着被单位领导炒鱿鱼的“炮火”，一路翻着筋斗云狂奔回家。同时在车上赶紧调动一切有生资源，联系医院、主治大夫、病房……就在我一边做着战前准备，一边快马加鞭，火速回家。等我战战兢兢推开大门，眼前一景让我如遭电击：母亲正精神抖数地和邻家几个老太太打着麻将，为了一毛两毛钱，纠缠不清，吵得不亦乐乎。如此场景，不由得让我头生烟，眼冒火：“妈，你这是干啥哩，故意坑你儿吗”？面对我的突然责难，她总是尴尬无趣的下了桌子，小声嘟囔着争辩：我那想打呀，实在没人支腿啊。都是你的叔叔婶婶，不能不给面子啊。面对母亲这种有困难克服困难，有病痛克服病痛也要“支腿”的大局观和奉献精神，特别是无理还要犟三分的劲儿，我经常和她吵得天翻地覆。每当母亲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她总能拿出唐僧的“紧箍咒”来：不是躺在床上开始发病呻吟，没黑没明，直“坑”得我“头疼欲裂”；就是声泪俱下，痛陈我的种种不孝，怨起来如窦娥“六月飞雪”，怒起来如“三娘教子”，庄重起来恰似“岳母刺字”，搞得你只能认错认输。
也许是含辛茹苦，也许是天道酬勤，我的母亲终在晚年荣膺了她一生唯一的一个光荣称号“病号专家”。她为了无愧于“病号专家”这个光荣的称号，于是千辛万苦终集大成于一身：高血压、冠心病、左胳膊残疾、两只脚伤痛。常常是“感冒三六九，咳嗽天天有”，成了祖母之后，又一个“药罐子”的传承着。母亲老了、病了，就成了一个浑身是病的“老小孩”。 只要是“小孩”，不管是“老小孩”，还是“小小孩”，本质就要撒娇，就要发脾气，就要“坑”人。
母亲“坑”我很具智慧，颇有心计：“语言丰富、表情生动、加之肢体动作相结合，常常是自由发挥，效果极佳”。她“坑”我时间把握的好、节点掌握的好、步骤安排的好，火候掌握得好。比如母亲从不关心国家大事，但她却明察秋毫什么时候是礼拜天，什么时候是法定小长假，在她心里，远比国务院放假办明白。每到礼拜天或小长假前夕，母亲便从山那头分秒不误地打电话。母亲“坑”我，总是掐着日子，很是精确，没事的时候总是一幅无辜可怜的模样，说她好久没上街了，脚麻木地也需要到县医院检查一下，南街上老张的豆腐摊的油茶、油条好久也没吃了，味道不知变了没，那种希冀的表情总是让人无法拒绝。总之，非得把我的假期消耗殆尽，她方才作罢。我们之间的“战争”与“和平”总在伯仲之间。我也是有抓住契机，“反戈一击”的时候。比如，一起进餐的时候，当我一个大小伙子温文尔雅刚刚端起碗筷，五谷粗粮还在筷头踌躇之间，母亲满满一碗面条已经风卷残云，消灭殆尽，开始准备扫荡第二碗。面对母亲这种“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雄伟气概，我不失时机，总是对她进行无情“打击”：“妈耶，你可真是越老越不中用了，什么都干不了，就是越来越能吃了。瞧你一个人的饭量，足足顶你儿子两个，谁能养活的起。”对此，母亲毫无生气之色，总是眨巴着她那昏花的老眼，笑眯眯地告诉我：人老了，全凭一碗饭，只有吃饱了，有劲了，才能好好地“坑”你们姊妹几个“欠债鬼”。
母亲“坑”我，渐渐的“坑”成了一种习惯。一旦一段日子，母亲突然平静了，没有电话了。我心里反而急急地，惶惶的，惴惴不安的。于是，开着车，翻山越岭，急急忙忙朝家里赶。推开家门，看到院子里一片黎明静悄悄，不由得着急起来，大声嚷着：“妈、妈……随着院内树上鸟儿惊的四散，一个苍白头发从后院的门逢里探了出来：多大人了，瞎叫啥呢，叫魂哩！
听到了母亲的嗔怪，我才放下心来。到了后院才知道，母亲最近养了两只大白鹅，有了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她才把她的儿子忘到了九霄云外。看着两只大鹅神乎其神地踱着方步，申脖引颈对天长歌，把初唐诗人骆宾王的诗情画意铺满一院的时候，我不由得也醉了。母亲告诉我，她这两只鹅一天一个蛋，真正纯绿色的，已经为我赞了好多，让我走的时候都带上，送给城里的朋友。于是，朋友圈便有了我美拍的炫耀，引得圈内朋友点赞不止，口水啧啧涌流不止。
每当晚上和母亲同住一炕的时候，母亲又是祥林嫂般地喋喋不休诉苦，说她整夜整夜的失眠，如何如何的痛苦。说的月上九霄，说的星辉烂漫，说的我睡意全无。然而，话音未落，她便鼾声四起，此起彼伏，回旋满屋，常常是丢给我满屋的月色，一帘的清辉，她却睡得不管不顾、气壮山河。
借着月色，不经意间，看到了酣睡母亲的容颜：近乎八十个春秋的风霜侵占了她的发梢，无情地攻占了她的生命之春，原有的两条乌黑油亮的粗辫子早已被岁月之剪收拾殆尽，一抹触目惊心的残雪抽丝剥茧地啃噬着她发髻少的可怜的一些色素；沉重的岁月磨盘似得把她原有窈窕的身姿压榨越来越矮驼；原有俊美的面庞被时光榨汁机榨尽了所有的青春之水，岁月之河近乎干涸，生命之床以沟壑纵横，交错相间的沧桑向儿子画像。看到如此老的母亲，内心不禁一阵酸楚：我经常埋怨母亲“坑我”，可是又是谁把母亲“坑”成这个样子呢？ 从我出生起，因我排行老四，祖母稀罕够了长孙，便不待见我。母亲无奈，常常是把襁褓之中的我绑在她的脊背上，餐风饮露日出而作，披星戴月荷锄而归，终日行进在田间，常年照料着我们兄妹四人和四季庄稼。
白天，她要到地里挣工分，锄草、割麦、打场，样样都干，到了晚上或雨天，也不得闲暇，不是用纺车纺线，就是织棉布，纳鞋底，缝补浆洗，从不知歇。昏暗的油灯影下，母亲嗡嗡的纺线声成了我安然入眠的摇篮曲；黎明时分，母亲左手浑然忘我地摇动着纺车，右手有张有弛地拉花抽线，成为我童年记忆最深的黑白剪影。纺车_看图王.jpg 到了现在，我始终也想不明白，那时的母亲是如何的左手锄头，右手幺儿，“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那时懵懂不知的我，看不到田园风光的旖旎，闻不到稼穑荷香的美味，感受不到饥饿母亲的劳累，只知道伏在她那温暖的脊背上嗷嗷待哺，只知道索取她的甘甜而又不多的乳汁，只知道大哭大闹去“坑”她，临了还要尿她一脊背。那时“坑”她，“坑”的义无反顾，“坑”的理直气壮。
慢慢长大了，就变着样儿去“坑”她。不是上房揭瓦掏鸟摸蛋，就是钻过篱笆打枣偷瓜，不是互搭人梯翻墙进园，偷梨子，摘苹果；就是白天用弹弓打一块玻璃，晚上到房顶堵一座烟筒。甚至，还时不时还与邻村孩子轰轰烈烈地约上几场架，撕脸扯皮地干上几场，不是抓破了人家的脸，撕碎了人家的衣，就是毁了自己的容，坏了自家的裤。于是，本就捉襟见肘的母亲还得拽着我，挥霍着自家仅剩的一点尊严，东家赔礼，西家道歉，临末还得搭配一些物质赔偿安抚平息。
也许和母亲有仇，也许母亲上辈子真的欠我很多帐，无论岁月怎样的恩赐我长大，我还是无时无刻不在追着她无尽地讨债，无尽地“坑”她。上小学了，便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装病。小病装大病，大病装重病。因为装病，一则可以逃课，不做作业；二则还可享受家人的特殊待遇，混个好吃好喝好脸色。为此，我总是在哼哼唧唧的痛苦呻吟中，装的神乎其神，装得以假乱真，逼着母亲帮我请假。母亲也从不辨别真伪，总是急急慌慌中把我打造成了学校中的“装病专业户”。然而，一到期末，轮到我在全班考试中坐最后一把交椅的时候，老师第一个找的不是我，而是母亲；老师最严厉的批评也不是我，还是母亲，看着没有文化的母亲唯唯诺诺的样子，我那时竟没有半点羞愧之心。“坑”她，也许成了一种习惯。上中学了，随着个子的渐渐抽条，跑路多了，千层底越来越不耐用了，便天天促催着母亲“抿谷子，纳鞋底”为我飞针走线。
上芮中了，费用加大了，便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天回来取馍的时候，理所应当地向母亲摊出双手，雷打不动地索要生活费和学杂费。坑的母亲又是东家借三元，西家凑五元，说尽了好话，磨破了脸皮。学校里，看到同学们都有一把漂亮的上海牌口琴，时不时地吹出优美的青春旋律，我流着哈喇子魂萦梦绕在百货大楼的柜台上。二十元的金额让母亲为难了好几天，西房织棉布机梭子来回“啪啪”的激荡的声音，恰似母亲内心的激战。为了儿子，哪怕她的儿子怎样的地“坑”她，她即使卖血也要满足他。过了若干年，我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如何瞒过父亲拿出这笔巨款，满足我这个奢侈的愿望。为了家里吃的、用的和学费，即使生活再苦再累，再穷再紧，为了帮我完成学业，母亲总是全力以赴地劳动再劳动，节俭再节俭，借钱再借钱。她总是可着家里最后的一块棉布给我做衣裳，她总是滴尽家里最后一滴香油拌在我上学装菜的罐头瓶里，她总是把家里最后一块干粮装在我启程的行囊里，她总是把家里最后的一分钱用在我的学费上。 “坑”她，也许就是一生的母子缘分。无论我的角色如何转变，“坑”我的母亲成为贯穿我一生的主题。记得那年考上了太原一所学校，由于家里仍没有半分钱，为了所谓的青春理想，跳出农门的远大志向，我竟然厚颜无耻地要求母亲和我一起去河对岸她的娘家灵宝去借钱。那次，数十年没有出过远门的母亲连半点犹豫都没有，以“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姿态，带着我和大姐一起迎风破浪，泛舟壮歌。
到了她那开金矿的妹妹家，除了开阔了洋楼大院的眼界，欣赏到了院中霓虹舞姿的斑斓，晚上混了一餐简饭，一无所获，反而赔了几十元路费。对此，我常常耿耿于怀。经常不顾母亲的内心灼伤，说一些愤愤不平的话。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家里穷，说媳妇成了一个老大难，在哪没有梦想和希望的日子里，我又一次力拔头筹地成了全村仅有的两个光棍之一。作为大龄青年的我，少有媒人问津，偶尔有人牵线搭桥，便也被女方家中的明察暗访最终“古德拜”。为此，我又少不了埋怨母亲，“坑”着母亲。母亲一方面忍受着内心的熬煎，一方面积极努力，动员各方力量，倾尽家中之资，洗尽囊中之物，托人说媒，求人牵线；成家了，我又毫不犹豫地把孩子不管不顾地丢给了母亲，洗洗涮涮让母亲去做，头疼脑热让母亲照看。
就这样，我如一个讨债者，没有半分怜悯地穷追猛打，穷凶极恶地“坑”着母亲。从母亲的青春韶华“坑”她到日薄西山，啃噬着她的青春，消费着她的健康，损耗着她的生命，“坑”的母亲愁白了头，“坑”的母亲昏花了眼，“坑”的母亲病缠了身。现如今，母亲病了，我无法再“坑”她了。母亲开始小孩一般学着“坑”我了。
特别是近来，母亲白内障越来越严重了，便提出了想做手术。去年，母亲在市急救中心，左眼白内障做的很成功。母亲尝到了甜头，便提出了要把右眼再做一下，她要拥抱整个春天。我便带着她又到市急救中心检查了一下，由于母亲年龄较大，眼皮松弛，眼睫毛长倒了。尚大夫建议先到眼科医院做个电解质，消炎静养好再来。母亲回家后耐不住性子，三天两头打电话给我，那种急迫，那种焦虑让人心急火燎。有时正在开会，母亲一个电话打断了我的思路，有时正在午睡，母亲一阵督促惊扰了我的酣梦，有时午夜，一阵刺耳的铃声弄得我心惊肉跳。一个星期，12道金牌，那种执拗，那种执着“坑”的我心烦意乱。有时心里竟然冒出了不该有的念头：母亲“坑”我吆！
前天，为了母亲不再“坑”我，又把母亲接到了市急救中心，令人感动的是大夫们待患者如亲人，让母亲感受到了春天般的关怀和温暖。特别是专家贾大夫面对母亲眼皮松弛、眼角膜极薄的复杂情况下，为了患者重见光明，他医者仁心般地答应了母亲：再难也要帮她做好。昨天下午的手术，按照去年的经验，用母亲的话说，只是挥挥手的事。却没有想到坐在手术室外足足等了一个下午，始终不见母亲的身影出来。直到太阳落下盐池，直到盐湖大道华灯初上，母亲才在护士的搀扶下，走了出来。一见面，母亲就嚷着说：活了八十岁，头一次让人嚷。不过一会，她又不好意思地解释：“这次可为难了人家贾大夫，人家老头说他做了一辈子白内障，还没有遇到过这样难做的。看到大夫那么辛苦，母亲竟然在手术台上和贾大夫商量，要不别做了，让我出去吧。对此，我哭笑不得：我的老娘哟，你“坑”了儿子，还把人家大夫“坑”苦了。你以为手术台是菜园子呀，上台下台还搞价还价的。事后，才听那个年轻的医生助理说，别人做手术，都很宁静，她却乱说话，加之她的眼角膜极薄，听力又不好，主治大夫让她下巴朝下，她偏偏朝上，让她朝上，她又偏偏朝下，左右不分和“组织”极不配合，导致贾大夫狠狠地嚷了她，她才听话了一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的白内障做成功。
看到了母亲再一次恢复光明，我不能不感激市急救中心眼科的全体医生护士们，感激他们尽心尽责，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成全了一个耄耋老人的心愿，使她能够欣赏到这个美丽的春天。同时，我也羞愧于母亲“坑”我的一些念头。因为我“坑”母亲于一万，母亲“坑” 我以万一；我“坑”母亲是一生，母亲“坑”我只一时；我“坑”母亲在朝露，母亲“坑”我在黄昏。正如一则寓言如是说：婴儿降临人世前，佛与婴儿道别。婴儿一直在哭：“我害怕，我这么小，什么也不会，多么无助。”佛安慰他：我早已安排好一位菩萨引领你去到人间，她会保护你，照顾你，爱你，等你长大以后，菩萨也就完成了使命，才能回到我的身边”。婴儿停止哭泣，问：“菩萨叫什么名字呢？”佛微笑说：她的名字叫“妈妈”。
母亲啊，原来你就是佛派来守护我一生的那尊菩萨啊。然而，我也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菩萨也有回到佛的身边的时候。母亲已经八十了，我不知道她还能保护我多久，还能“坑”我有多长？但我更清楚，她“坑”我是我的福分，我被她“坑”，是菩萨的照应。所以，在日益苍老的岁月前，我只是祈祷着，母亲能够持续坚强，那羸弱的身体能够突围出百般病魔的围攻。从而“坑”我久些，再久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