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4年的美国纽约发生过一起凶杀案，称为吉诺维斯案件。案发那天的凌晨三点，一位名叫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的姑娘返回她的公寓，被一歹徒劫持杀害。遇害者的38个邻居在整个案发的30多分钟内听到了呼救声，其中许多人还走到了窗前看了很长时间。甚至在引起一位邻居的注意后，杀人犯逃离现场，十分钟后重回现场并继续捅这位小姐直到她死亡。然而，没有一个人去实施救援，甚至没有人行举手之劳，打电话及时报警。一对夫妇（他们说他们认为已经有人报了警）把两把椅子移到窗前去观看这一暴力事件。杀害吉诺维斯的人温斯顿.莫斯利（Winston Moseley）最终死在了监狱里，呆了五十多年，历经十八次假释被拒，最终没见到阳光。
从整个作案手法来看，这场谋杀的手段很普通甚至有些拙劣，但却因为38个目击者的冷漠，成为了美国最有名的社会事件之一，，甚至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曾就此事发表演说：
“这件事传递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信息，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处于危险之中，而且还是孤立无援的。”
这个案件在当时也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社会心理学家拉特纳（Latane）和达利（Darley）。作为科学家，他们并不打算谴责谁，而是试图揭开为什么没有人对受害者伸出援手的心理因素。在案件发生后，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他们假设，吉诺维斯案件中的多人在场，导致了社会责任的分散。当目击者看到其他窗户上也有人用闪现时，他们会感到自己没有必要行动，或者认为既然别人也看到了事情发生，别人可能已经通知了警察。他们提出的理论是：正是由于观看事件的目击证人太多而降低了任何一个个体提供帮助的意愿。这就是“旁观者效应”（BystanderEffect），即危机现场中人数越多，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反而越少。
2011年，在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两岁的小女孩小悦悦在路上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以及前些天发生的“地铁骂人事件”，全程都没有人挺身而出，间接的证明了“旁观者效应”的正确性和普适性。
王小波写过一本书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可能叫“大多数的沉默”更贴切一些。（在这里还推荐大家去看一部纪录片，根据吉诺维斯的事件拍摄的，《沉默的证人》（The Witness））
那么，是因为我们经历的突发事件太少，所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还是因为人性本身就是自私冷漠的？
常识可能告诉我们，在一件突发事件发生时，在场的旁观者数量越多，他们干预的可能性就越大。拉特纳和达利却提出了相反的假设，也就是说，在突发事件中，旁观者越多，人们心里的某种想法就越强烈“在场这么多人，肯定会有人伸出援手，我何必出这个风头，又何必趟这趟浑水”。这样的想法降低了旁观者的道德负担，提供帮助的动力也大大减弱。最坏的情况，是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这种现象，也被他们称之为“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现象。
为了验证责任分散的假设，达利和拉特纳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研究的结果一致表明，在各种应急情境中，被试相信在场的其他人越多，实施帮助的比例也越小，该研究真正的目的，是考察被试在肚子一人时的主人倾向是否与他相信还有其他人存在时不同。其中90%的研究都表明，独自一人时帮助别人的可能性更大。达利和拉特纳相信，公众目睹别人身临危难却不去救援的原因，不是人性的丧失，而是由于其他人在场所产生的相互影响，抑制了人们援助的动机。
还有一种解释是心理学家称之为“评价恐惧”的现象。达利和拉特纳认为，当别人在场时，我们没有去帮助当事人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害怕难堪或被嘲笑。设想一下，如果你有帮助别人的愿望，而别人并不需要或者不想让你帮助时，你将感到多么的尴尬，感觉自己像个小丑一样，我们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问题及时，这些经历告诉我们一种错误的东西：帮助他人的行为看上去很蠢。
而在后续的研究中又发现，仅仅是设想自己是群体的一员就会改变帮助行为，当我们设想自己是群体一员的时候，大脑会立即把握机会，认为自己的个人责任变少。
这一系列的研究确是让人觉得对帮助他人的内在动机有些悲观，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时处在群体之中，然而生活还是每天在发生帮助他人，利他甚至是英雄主义的行为。这项研究的意义就在于，让人醍醐灌顶，不仅解释了使人困惑的人类行为，而且还有助改变这种行为，当人们更多的认识带这种效应的机制的时候，他们会更愿意向危难中的人伸出援手，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永远像自己是唯一的旁观者一样去行动！
写到这里终于松了一口气啊，至少人性是可以相信的，查资料的过程，简直就是“性恶论”和“性善论”在打架啊，感觉要分裂的样子。想象一下，如果人性不值得信任，社会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