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的冬天，北京城冷得刺骨。张之洞躺在病榻上，望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咳嗽声像破旧的风箱一样拉扯着他的胸腔。
“老爷，药煎好了。”老仆张福端着药碗轻手轻脚走进来。
张之洞摆摆手，示意先放着。他的目光落在书桌上那方用了四十年的砚台上，墨迹早已干涸。这位七十一岁的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一生辗转南北，办新学、兴实业、练新军，此刻却连坐起身都需人搀扶。
“仁蠡今日的功课做完了吗？”他问。
“小少爷正在书房临帖，临的是老爷您的《劝学篇》。”
张之洞苍白的脸上浮现一丝笑意。老来得子，他六十三岁才有了这个最小的儿子，取名“仁蠡”——“蠡”是葫芦瓢，寓意谦逊能容，又暗含范蠡之智。他盼这幼子能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在新时代里继续为国效力。
“扶我起来，我去看看。”
张福欲言又止，终究还是扶起了这位日渐消瘦的老人。书房里，九岁的张仁蠡正襟危坐，一笔一画临摹着父亲的手迹。看见父亲进来，他连忙起身行礼。
“父亲。”
张之洞抚摸着儿子的头，看向宣纸上的字。笔力尚弱，但结构已初见风骨。“知道《劝学篇》讲的什么吗？”
“讲求学以致用，中西兼修，以求国家富强。”张仁蠡背诵道。
“不仅要背得，更要懂得。”张之洞在太师椅上坐下，示意儿子继续写，“如今朝廷风雨飘摇，外有列强环伺，内有民生凋敝。你们这一代人，肩上的担子比父辈更重。”
张仁蠡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在他幼小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忙碌的，书房深夜不灭的灯火，来来往往神色凝重的官员，还有父亲一次次向朝廷上书的背影。
“为官之道，”张之洞缓缓道，“首在清廉。我在山西巡抚任上时，曾见知府贪墨赈灾银两，当即革职查办。你记住，张家的门风，宁可清贫一世，不可污名半分。”
“孩儿记住了。”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张之洞看着儿子稚嫩的脸庞，忽然剧烈咳嗽起来，咳得整个人蜷缩起来。张福急忙递上药碗，张仁蠡吓得呆立一旁。
“老爷，太医说了，您必须静养......”
张之洞摆摆手，待喘息稍定，从怀中掏出一枚小小的私章，塞进儿子手中。“这枚‘无竞’印章，是为父用了大半辈子的。‘无竞’出自《诗经》，意为与世无争，实则是要你明白，真正的大志不在于与人争短长，而在于为国家、为百姓做实事。”
三个月后，张之洞病逝。灵堂前，九岁的张仁蠡捧着那枚“无竞”印章，看着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人群。他们中有关心国事的学生，有普通市民，还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每个人都在诉说父亲生前的种种：创办自强学堂、汉阳铁厂，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力主废科举兴新学......
“令尊是真正的国之栋梁。”一位穿着西式服装的年轻人对张仁蠡的兄长说，“他走了，大清又少了一根脊梁。”
张仁蠡握紧了手中的印章。那一刻，他决心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
父亲的离世改变了张仁蠡的一切。尽管兄长们确保他衣食无忧，继续接受良好教育，但那个曾经给予他方向的身影永远消失了。十七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满怀抱负。可那时的北平城早已不是父亲记忆中的模样，紫禁城里坐着的是退位的皇帝，街上跑的是外国人的汽车，报上天天是军阀混战的消息。
大学毕业后，张仁蠡投奔了在天津任职的二哥张仁乐。这位兄长与父亲截然不同，西装革履，出入有汽车，公馆里陈设着西洋钟表和日本瓷器。
“如今这世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张仁乐吐着雪茄烟圈，“父亲那一套忠君爱国，放在今天行不通了。你看他操劳一生，最后换来了什么？朝廷给了他什么？”
张仁蠡默然。他想起父亲病重时仍念念不忘国事，死后家中除书籍外别无长物。对比兄长奢华的生活，一种复杂的情绪在心底滋生。
“日本人要在冀东设立防共自治政府，正在招揽人才。”张仁乐压低声音，“以你的才学，谋个一官半职轻而易举。这不比在家坐吃山空强？”
最初，张仁蠡是犹豫的。但他很快说服了自己——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等站稳脚跟，或许还能像父亲那样为百姓做些实事。他刻意忽略了父亲生前对日本野心的警惕，忘记了父亲在《劝学篇》中“保国保种”的疾呼。
在兄长的引荐下，张仁蠡很快得到了日本人的赏识。他精通日语，熟悉中国文化，又顶着“张之洞之子”的光环，成了日方眼中理想的人选。二十八岁那年，他出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厅长，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第一次签署文件，将中国矿产开采权让予日本公司时，他的手微微发抖。但看着到手的丰厚报酬，想起同僚们恭维“虎父无犬子”的嘴脸，那一点点不安很快消散了。
随后的路越走越远，越走越黑。1937年北平沦陷后，张仁蠡加入了王克敏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9年又转投汪精卫麾下，出任伪武汉市市长、伪天津特别市市长。官职越来越高，宅邸越来越豪华，出入前呼后拥。
只有深夜独处时，他偶尔会从抽屉深处翻出那枚“无竞”印章，久久凝视。父亲的面容在记忆中已有些模糊，但那双锐利而清正的眼睛，却仿佛能穿透时光盯着他。
一次宴会上，一位留着一把白须的老者颤巍巍走到他面前：“老朽当年曾在令尊麾下办事。张中堂若在天有灵，看到今日......”话未说完，已被旁人拉开。
张仁蠡脸色铁青，当晚回家后砸碎了书房里一只古董花瓶。第二天，他下令手下在全市范围内搜查“反日分子”，抓了三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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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秋，张仁蠡视察天津码头。日本军方正将一批批粮食运往海外，而码头旁，衣衫褴褛的百姓排着长队领取稀薄的救济粥。一个老妇人认出了他，突然冲过警戒线，跪在他面前：
“大人，行行好吧！我儿子饿死了，孙子病着，这点粥不够啊！”
张仁蠡皱眉示意卫兵将她拖走。老妇人被拖行时，嘶哑的声音刺破空气：“张之洞大人的儿子！您父亲当年在山西放粮赈灾，救了我祖父那辈人啊！您看看现在，看看......”
声音渐渐远去。张仁蠡面无表情地转身登车，却从倒车镜里看到自己苍白的脸。那一刻，他看到了父亲的眼睛——不是记忆中的慈爱，而是深深的、沉重的失望。
那天夜里，他久违地梦见了父亲。不是病榻上的父亲，而是年轻时的张之洞，站在汉阳铁厂的高炉前，火光映红了他坚毅的脸庞。“仁蠡，”梦中的父亲说，“国之不存，家将焉附？”
他惊醒，冷汗浸透睡衣。窗外夜色浓重，远处传来日本军营的号声。
1945年，日本投降。张仁蠡的豪华公馆被查封，他本人被国民政府逮捕。审判那天，法庭里挤满了人。检察官宣读诉状，列数他担任伪职期间的罪状：配合日军征粮导致饥荒、镇压抗日活动、掠夺民间财产......
旁听席上，一位头发花白的学者突然站起身：“张仁蠡！你父亲张之洞大人若在，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这不肖子！”
张仁蠡垂着头，一言不发。他想起小时候临摹《劝学篇》的那个下午，想起父亲那双温暖的大手按在自己头上，想起那枚被锁在银行保险柜里再未取出的“无竞”印章。
最终判决：死刑。
行刑前夜，他请求纸笔，想写点什么，却对着白纸坐了整整两个小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最后，他只画了一个简单的葫芦瓢——他名字里的“蠡”字本意。
枪声在黎明响起。这个六十二岁的老人倒下时，北平城正迎来一个新的早晨。街边的报童奔跑着叫卖：“新中国即将成立！和平解放谈判顺利进行！”
许多年后，武汉张之洞纪念馆里，参观者在“家风传承”展区前驻足。展板上并排挂着张之洞与张仁蠡的照片，一个目光清正，一个神色阴郁。解说词写道：“......张公一生清正，子孙中却出了汉奸，可见家风传承之难，更见个人选择之重。”
玻璃展柜里，陈列着张之洞生前用过的文房四宝。其中一方“无竞”印章旁，有一段小小的注解：“此印曾传于其幼子张仁蠡，后不知所终。历史如镜，照见忠奸，照见选择，更照见一个国家在危难时刻，每个人面前那道关于尊严的考题。”
窗外，阳光正好。一群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参观，稚嫩的声音朗诵着张之洞《劝学篇》中的句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保国、保种、保教......”
声音清朗，穿越时光，回荡在展馆里，仿佛在与百年前那个咳嗽着教导儿子的老人隔空对话。而那些关于忠诚与背叛、坚守与堕落的故事，仍在历史的长廊中，等待着后来者的倾听与思考。
（本平台首发，短篇小说，作者夏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