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内容、手法或是语言表达上的不同，都与三个不同时代的的社会背景和风尚的不同息息相关。
诗人李白身处的大唐盛世，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期，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顶峰的时代，诗人哪怕是心中有怀愤懑和不甘，但到底是能看到理想和希望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不仅是李白，包括整个唐代的诗人都是怀着一种积极入世的愿望，这也就产生了盛唐诗中的昂扬精神和声律风骨兼备的境界。
盛唐诗人尤其爱使用壮阔的景象并以豪爽狂傲的气象，做到以气势夺人。如《将进酒》中的李白，哪怕借酒消愁，也要大张旗鼓、呼朋唤友的消，而不是独自黯然销魂。
而在宋朝，由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得宋朝的文人性格发生变化，他们不再在入世与隐逸之间做两难的选择，反而将入世作为修养的一部分，积极参政，向内寻找存在的意义。如此一来，宋人倾向于追求理性和淡泊、以平淡美为最高的艺术追求，并产生了以俗为雅的审美情趣的转变就说的通了。
而且在宋代，词更多是用以娱情，抒发作者的个人情愫，以上种种导致了宋代文人将目光转向现实生活和日常细微，日常生活琐事被纳入到宋词的表达范围。由此在气质上显现出与之对应的婉约柔美之风，是明显有异于盛唐气象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语言口语化，但这种口语化是试验式的，并不普及，除个别外，大部分词人的眼光还囿于文人本身的生活范围内，使用书面语作词。
到了元代，随着文人士子地位下降，与市民阶层互动密切，以俗为尚的风气则更加明显，新文体散曲的表达范围较之宋词又有所扩大，将市井风俗纳入到散曲的创作中。加之散曲本来就是脱胎于元杂剧——这个依靠于市民阶层兴起的文学样式，就免不了带有一些天生的与元杂剧相通的自然酣畅的审美取向和口语化、俚俗化的特征。
但是由于元朝的政治黑暗，知识分子出仕无望，使得散曲的创作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如《村夫饮》中那般放荡不羁、游戏人生的消极态度，这与唐诗宋词中所体现出来的入世态度是大不相同的。
总的来说，元散曲与唐诗宋词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与“俗”的互动、审美取向和语言的使用上，这不仅仅有社会背景和接受者发生变化的影响，也是文学的雅俗之间的交流互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