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把《华与华方法》书稿修改编辑的活儿移交给华与华商学院的同事，开始干我的大活儿：《华杉版资治通鉴》，作为华与华文库中国智慧系列的新工程。之前我写完了孙子兵法、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王阳明传习录的解说，前两本已经出版，其他的也会在2018年内出版完成。今天开始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由宋代名臣司马光编写，从战国三家分晋写起，写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一共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篇幅浩大，我预计花十三年，在我六十岁之前完成。
写这一部书，是我“为往圣继绝学”心愿的一部分，写孙子兵法和儒家思想，因为那是中国智慧的母体。写资治通鉴呢，是因为它篇幅太大，现在很难有人能花精力去写，所以我想把这个活儿干了。
目前大家读的《资治通鉴》白话文版，一个是新世界出版社的《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是台湾二十七位教授每人分解一部分合译，其出发点只在于译，不在于讲，可读性不是很强，每个人观念也不一样。另一套呢，是柏杨版资治通鉴，柏杨老师呢，他是怀着对中国历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巨大情绪，在书中还要指责司马光为什么没想出民主选举的办法来，这样的东西资什么治？这就把天聊死了。
台湾两个历史大家，柏杨和钱穆，对中国历史的态度是两个极端，柏杨是深恶痛绝，丑陋的中国人，酱缸的中国文化，就是祖先害得我们今天还不能进入文明社会。钱穆则说，他是对祖先和祖国之历史，怀着温清和敬意。如果二者取其一，我取钱穆。柏杨是从头到尾破口大骂，让我想起家乡的骂人话：“我日你先人板板。”他从头到尾就是日中国人的先人板板，实在让人受不了。我越读他的资治通鉴版本，就越是非要自己写一版不可！如果钱穆写过，我就不必写了。
现在大家不是都喜欢讲大数据吗？历史就是我们的大数据，我们今天的现状，就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事情的总和的结果。在这个星球上大概曾经生活过一千亿文明人，这一千亿人的经历和智慧，就是我们的数据，《资治通鉴》的意义在此，这是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出发点，也是我学习分享《资治通鉴》的出发点。正如神宗皇帝在为《资治通鉴》御制序言中所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我们读资治通鉴的目的，就在于“畜德”，提高自己的智慧和修养。
神宗序言中说：“惟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我也用这句话要求我这套书，是非明确，褒贬恰当。
神宗又说《资治通鉴》：“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意，良谓备焉。”其中记述的圣明的国君，纯良的臣子，互相切磋琢磨，讨论治国理政的道理，那些精妙的议论，仁德及刑罚恰当的制度，天人相通的分际，美恶诸事发端的征兆，威权福泽盛衰的本源，典章制度规模利弊的效验，良将之实战方略，循吏之经验教条，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政事治乱的关键，辞令渊厚之格局，规箴劝谏之深切，可以说都很完备了！
神宗这个评价，高度概括，令人神往，迫不及待要翻开《资治通鉴》学习。
怎么学呢？
拜师要找对老师，读书要找对版本。
《资治通鉴》我前后完整读过四遍。第一遍是在上大学是读的，岳麓书社的版本，没有注释的原文，因为大学时没多少钱，没注释的版本最薄最便宜。第二遍是读了柏杨版，刚在大陆出版时读的，一边读就像一边听他破口大骂，也读完了。第三遍是新世界出版社的文白全译版本，有新版本出来嘛，也读一遍，这书就是直译，所以读起来就像白开水。第四遍比较认真，读了胡三省的注本。今天我写《资治通鉴》，就以胡三省的注本为本，结合张居正的资治通鉴讲稿，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来写。
读古书，最忌讳是用现代人的标准去批评古人，那是批判，不是学习。我们要把自己代入古人的时代语境去学习体会，然后把学到的智慧，代入现代社会来审视自己，这才是“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求自己进步是目的。
历史学习的意义，在于“三原”——原型、原理、原力。今天的人，今天的事，历史上都有原型，学习、了解、熟悉了原型，就理解了社会运行的原理，就掌握了修道蓄德，临事决疑的原力。
另外，我写这套书，还想解决一个现行白话文版本常见的问题，就是白话译得太白，像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有些名言警句，应该保留不译，一译，那警句的能量就没了。一定要判断读者能读懂的，不需要译的地方，或者译了就有重大能量损失的地方，保证把最大的智慧能量，输送给读者，这才是为往圣继绝学。
咱们明天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