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花朵对我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久忙俗事，浑身抖不尽的烟火味，对花花草草视若无睹，况且它们在现代社会所占据的位置、出现的机会本来就渐趋稀少，倒是新上市哪种蔬菜更容易唤起衣食大众的注意力。若有闲暇，便分外怀念民间的插花——这简直快成为一门带有古典主义色彩的技艺了，任其失传的话，未免过于残酷了，等于宣布一种美离我们越来越远。

和茶道一样，插花的艺术也是在日本达到巅峰状态的，并由此产生了所谓“花道”。日本的花道历史久远、派别繁多，其中最负盛名的号称“池坊派”，创始人池坊专应有口传的格言：“仅以点滴之水，咫尺之树，表现江山万里景象，瞬息呈现千变万化之佳兴。正可谓仙家妙术也。”

这也未尝不可用来代表整个日本花道的理论。什么事物一旦上升为理论则显得玄妙且高深莫测了。池坊专应生卒年不详，约在十五世纪初到十五世纪中期，他讲求以心智从事插花的活动，即插花者本身又必须作为旁观者，借助超凡脱俗的想像力来欣赏自己的创造和自己的性情。茶道与花道的区别在于：前者重在品味与领悟，后者重在模拟与观赏，后者的审美外化形式要超过前者。它们也有共同点，那就是都与禅宗有关，都是为修养心神所采取的手段。

川端康成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做了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演讲，其中阐述日本文化精神之美，特意以花道作为例据。他首先引用道元禅师的偈语：“虽未见，闻竹声而悟道，赏桃花以明心”，仿佛人面桃花相映成趣确能使心灵渐趋清朗，直至如明镜高悬。

接着指出了花道的真谛：“要使人觉得一朵花比一百朵花更美。”这简直是耐人寻味的一句禅诗。挑选的插花与整个大自然生长的花卉相比，数量是有限的，但正是要从中参悟出无限的美、美的无限。在聪慧的灵魂面前，一朵花和一座花园是没有区别的，在具备共性同时，它甚至更拥有个性。看一百朵花，你只注意到它们的共性;如果你眼前只有一朵花呢，这特殊的陈列品，它的色彩、芳香、形状，反倒使你过目不忘。桃山时代的花道家千利休说盛开的花不能用作插花，因而日本茶屋的壁龛里，不仅只插一朵花，而且大多是含苞待放的。

在斯德哥尔摩巍峨的领奖台上，白发苍苍的川端康成不厌其烦地向世界讲授插花的技艺，譬如怎样让蓓蕾沾上露珠，怎样预先用清水濡湿精心选择的陶瓷花瓶，怎样使花瓶及其供物如天造地设般柔和默契……那时候他的神态不像是文学大师，倒近似于京都郊区的花匠。他呢喃着：“五月间，在青瓷花瓶里插上一株牡丹花，这是花道中最富丽的花!”他仿佛在意念中不断重复那个柔若无骨又重若千钧的动作呢。

插花是大自然之美的样品，它摆设的姿态及那份匠心独运的精巧、雅致，又带有人工成分,对自然美的剪辑、烘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插花，都有与自身审美观甚至性格相吻合的手法。尤其是体态婀娜的美女将新采摘的野花插入高挽的发髻，比插往瓶颈或壁龛，要温柔与从容一百倍;因为它点缀了自己，自己也陪伴这朵花构成环境的装饰品。

花与花的品种之间，也是大可以比较一番的。川端康成的作品据说体现东方精神的美学，除了《花未眠》里情有独钟的海棠，还常涉笔夜来香、山茶、合欢花、百合之类，都是些孕育得清苦、开放时亦以暗香徐来的种类，品味它需类似茶道的功夫、禅宗的修养。我读过一部旧书，叫《菊花与刀》，形容的是日本文化精神。字面上透露出的冷艳与孤傲，笼罩着凛冽到人骨髓里的美感。有菊花而无刀，是陶渊明式的隐士的事情，书生的菊花，契合了东方人追求澄澈、淡泊的品质；但若仅仅有刀而无菊花，则显得强蛮与野性了。菊花与刀，是一种重复的修炼、互补的涵养。

所以我读川端康成偏爱在万籁俱寂的如水月夜，心很快即可随之浮沉，而不适宜在炫目的太阳下坐读。比照欧洲古今文学，他们也歌颂花，但西国之花大多热烈、外向、血性，如玫瑰、郁金香、紫罗兰，很能渲染气氛，且使歌者的激情直露而无拘束。花的种类、品格看来与赖以生存的土壤、气候不无联系——而插花的技巧与风格尤其能暗示文化的差异。

关于日本的插花，我还能说些什么吗?我又能记得多少种花的名字呢?最难忘是上野的樱花，赫赫有名:穿着绚烂的和服在飘落如雪的樱花树下漫步，构成一代又一代日本人的记忆。我一直弄不懂，这个产生过武士道、明治维新、幕府与军国主义、《源氏物语》、松下电器的民族，又是如此爱花的民族,而且是从灵魂里爱着的。

川端康成这样解释：“在破了的花瓶、枯萎的枝叶上都有‘花’，在那里由花可以悟道。‘古人均由插花而悟道’，就是受禅宗的影响，由此也唤醒了日本人美的心灵。大概也是这种心灵使在长期内战的荒芜中的人们得以继续生活下来的吧。”

我不禁重温佛典《五灯会元》中的故事：“世尊（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的，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就像考试通过了，迦叶面对一朵花时的会心一笑被指认为得道者的心情。金代诗人元好问说：“诗为禅家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插花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在自我欣赏呢，或者更深奥点,是否也在寻根、求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