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28 现当代文学大题练习3

现当代文学大题练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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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塑造的曹七巧与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塑造的三仙姑,都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深受封建旧文化摧残的女性典型。然而,两位作家因创作理念、审美视角与时代使命的不同,对这两位悲剧女性的书写呈现出巨大差异。

请比较曹七巧与三仙姑这两位女性形象,并围绕以下维度展开论述:

(1)她们在婚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什么?(4分)






(2)从作家视角和时代背景出发,探讨造成她们不同命运结局的深层原因。(6分)






答案

曹七巧(张爱玲《金锁记》)和三仙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均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深受封建旧文化摧残的女性典型,但两位作家因创作理念、审美视角与时代使命的不同,对她们的书写呈现出显著差异。以下从两个维度展开论述:

(1)婚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4分)

曹七巧的婚恋困境:

• 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曹七巧出身麻油店家庭,因兄嫂贪图钱财,被强行嫁入豪门姜家,成为患软骨症的姜二少爷之妻。这场婚姻毫无感情基础,纯粹是封建家庭利益交换的产物。她曾感叹:“我只道你这一辈子不打算上门了!你害得我好!你扔崩一走,我可走不了”,凸显其被迫接受命运的无奈。

• 情欲的极端压抑:丈夫残疾无能,无法满足曹七巧的情感与生理需求。她将情感寄托于小叔子姜季泽,但季泽因顾忌家族伦理而拒绝,导致她长期处于“爱而不得”的压抑状态。这种压抑使她逐渐扭曲,认为“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最终将金钱视为唯一依靠。

• 豪门中的孤立与歧视:在等级森严的姜家,曹七巧因出身低微被众人轻视,连丫鬟也私下嘲讽她“开麻油铺的”。她始终是家族的“局外人”,无法获得尊重或归属感,加剧了她的孤独与不安。

三仙姑的婚恋困境:

错配的封建婚姻:三仙姑年轻时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媳妇”,却被迫嫁给木讷老实的于福。婚姻缺乏情感共鸣,她内心不平衡,无法从丈夫处获得精神满足。这种“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剥夺了她的自主选择权。

情欲的畸形宣泄:在封建礼教压制下,三仙姑通过自称“神婆”和跳神活动,与青年们打情骂俏来发泄被压抑的情欲。跳神成为她反抗婚姻束缚的工具,但也导致其人性异化,甚至因嫉妒而阻挠女儿小芹的婚事。

经济依附与话语权缺失:作为农村妇女,三仙姑经济上完全依附于丈夫,没有独立地位。鲁迅在《娜拉出走后》指出,经济不独立使女性只能妥协或堕落。她无法逃离不幸婚姻,只能以扭曲方式寻求存在感。

比较与总结: 

两者均因封建包办婚姻陷入情欲压抑的困境,但曹七巧的困境更集中于豪门内部的金钱枷锁与人性异化,而三仙姑则体现农村底层女性在经济依附下的无奈反抗。曹七巧的悲剧更具心理深度,三仙姑的悲剧则更贴近社会现实。

(2)造成不同命运结局的深层原因:作家视角与时代背景(6分)

作家视角的差异: 

张爱玲的现代主义与人性批判: 

 张爱玲深受西方现代哲学影响,擅长挖掘人性阴暗面。她以苍凉、悲观的视角刻画曹七巧,强调封建制度对个体心灵的摧残。曹七巧从受害者变为施害者(如折磨儿媳芝寿、破坏女儿长安婚姻),结局孤独死去,象征人性在黄金枷锁下的彻底毁灭。张爱玲认为“女人的活动范围有限”,因此曹七巧的悲剧是宿命性的,缺乏救赎可能。 

 她的创作聚焦个人心理挣扎,而非社会改革。例如,曹七巧的扭曲通过细节描写(如对季泽爱恨交织的内心独白)展现,凸显了封建家庭中女性的绝望。

赵树理的现实主义与社会启蒙: 

赵树理作为解放区作家,秉持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作品服务于政治宣传与农民启蒙。他对三仙姑的描写带有讽刺和批判(如形容她“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但亦隐含同情,揭示其悲剧是旧社会制度的结果。 

 三仙姑的结局被安排为“改造”——在区长批评后,她被迫“像个长辈的样子”,女儿小芹则获得婚姻自由。这种处理反映了赵树理对新时代的乐观态度,强调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村女性可通过社会变革获得新生。

时代背景的分野: 

民国时期的封建残余(张爱玲时代): 

1940年代的上海等大城市,虽经近代化冲击,但封建家族制度仍根深蒂固。女性缺乏经济与法律保障,婚姻多为利益工具。张爱玲身处此环境,其作品揭露了旧家族的腐朽(如姜家的门第观念),但未提供出路,曹七巧的毁灭成为必然。

解放区的社会变革(赵树理时代): 

1940年代解放区推行土地改革与妇女解放运动,强调集体主义与阶级平等。赵树理的作品旨在教育农民,批判封建思想(如包办婚姻)。三仙姑的转变象征旧社会女性可被改造,而小芹的幸福结局凸显新政权的进步性。这种背景使三仙姑的悲剧带有“过渡性”,而非彻底毁灭。

命运结局的深层原因对比: 

曹七巧的悲剧是内在化的:张爱玲通过心理描写,强调封建文化对人性的永久伤害。曹七巧的扭曲(如财产危机症、虐待狂)无法化解,最终“用黄金枷锁劈杀了几个人”,体现作者对旧社会彻底的悲观。 

三仙姑的悲剧是社会性的:赵树理通过外部冲突(如跳神闹剧)展现问题,并依赖社会力量(政权干预)解决。三仙姑的“幡然悔悟”并非人性觉醒,而是政策压制的产物,反映作家对集体主义的信仰。

结论: 

张爱玲与赵树理的差异,本质上是审美现代性与政治现实主义的对立。曹七巧的毁灭性结局源于张爱玲对人性复杂的深刻洞察,而三仙姑的妥协性结局则体现赵树理对社会改革的功利化书写。两者共同揭示封建文化之害,但张爱玲警醒人性之殇永存,赵树理则宣告旧时代必被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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