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就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都有对王安忆的作品进行解读和分析，并说王安忆延续了张爱玲的文学艺术衣钵，继续张爱玲的海派抒写，我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标准参考，来做出这样的分析评断，如果从小说的文本修辞艺术特点来看，并不是有几句如“电车当当”的叠音词，就代表了王安忆具有了张爱玲般的文字艺术魅力，也并不是说所有写上海女人故事的作家都可以成为张爱玲。

我在王安忆的前期作品里，很难看到有张爱玲的这种作品特征痕迹，直到《长恨歌》的时期，我才看到王安忆的这种风格倾向，但还是相距甚远，我想王安忆其实并没有考虑，要真正的去模仿张爱玲。

并且张爱玲的那种文字风格也并不是靠模仿就能轻易实现的，从修辞学的角度来分析，张爱玲的文字之间不仅仅是这种叠声词的简单运用，其中包含了一种通过文字表现出的音乐、色彩特征，在色彩中还要细分暖色调和冷色调的，张爱玲的文字同时还能通过，一种类似于传统古诗词的那种长短句，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结构艺术，我想这些需要作者从小具有这一种艺术氛围，才能在后天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们再看看王安忆在《长恨歌》里塑造的王琦瑶，它完全不同于张爱玲的人物塑造，王安忆的开篇就把王琦瑶给类别化了，原文中我们看到王安忆这样写：每间偏厢房或亭子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因此这本书应该不是写的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类型化的人，所以微观的人物解读，肯定不能当成这本小说的主要视角，当然类型化的人，作者肯定不是为了表达一种人的普遍性，而是通过人写一段历史、写一个城市、写一个空间的文化等等。

我们不能把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张爱玲的文学阅读方式去理解，她与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本身就不是同一个方向，王安忆注重的是以人来表达一个城市、一个空间，而张爱玲的宏观空间已经成为一个隐匿在人物后面的背景，这种区别其内在就是一种王安忆的外来人的角度，总想表现出一种宏观的叙述，但却要同时避免敏感时期（1950-1980）的一些社会背景，这是一种矛盾，王安忆是想糅合通俗与五四新时代文学的两种精神，来抒写新旧时代。

如此看来，把王安忆的作品放到海派的位置上，我觉得有点像故事中，女人做了一件旗袍，最后发现有一些“走样”。阅读这篇小说，我们可以先从宏观的角度切入到小说作品中去，通过开始与结局看到，王安忆写出了一个关于“梦”的故事，王琦瑶在最初的片场看到了那场剧，其实就是自己，之后的故事，就像是这一幕戏的详细剧情一般，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梦神话故事，而王琦瑶既然不是特别的、独特的王琦瑶，那她就是代表了一种上海过去的繁华梦，而这个梦随后又经历了几个人的追寻，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结局王安忆将这个梦彻底打碎，消失在弄堂之中。

同时作者还在这个寻梦的过程中赋予了这个寻梦的意义，从而来迎合新世纪的所谓正确文学价值观，我想这个意义就是挽歌式的寻梦，最终都是虚幻，一直到最后的幻灭，取而代之的却是之后如长腿和张永红这些所谓粗陋人，他们的再也不具有王琦瑶身上的任何气质，只剩下赤裸裸的欲望和“二手的潮流”。

故事中寻梦的过程从第二章开始，从康明逊到老克腊，他们都不是真心真意的追求幸福而是在找寻一种过去的繁华，正好遇到王琦瑶，在她身上，他们看到了这种魂牵梦绕的幻梦，但最终都破灭在真实的生活欲望之中，当王琦瑶最后想给老克腊那些金银细软的时候，这其实就是一种用现实生活试图规范老克腊，王琦瑶希望老克腊能陪她度过最后的时光，但她不清楚老克腊要的其实不是真实的她，而是梦中的她、过去繁华上海的她。

而如果我们再进行微观视角的管窥：王琦瑶从一开始就想寻找那可以寄托一生的安稳，代价是用自己的爱情，然而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加上李主任的机毁人亡，这一切都成为泡影，之后她表现出了一种坚强而韧性的姿态，与时代做着无声的对抗，这个对抗的过程中，她经历这一波波的寻梦人，虽然体现出了一种女人自觉的意识，但在这种视角之下，悲剧永远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记得不知在哪里看过这样一句话：悲剧的人物并不是靠悲剧来定义，而是具有悲剧的命运才算是悲剧（大意），最终指向悲剧命运的大多是悲剧的性格，王琦瑶就具有了这种悲剧性格，

我们再回到刚才宏观的角度，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如果从作者的出发点是为了通过类型化的人来表达一个空间，一个城市，那就会让我疑问，作者为什么要忽略解放后的那十几年的敏感时期？这似乎又是前后矛盾，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写作态度，这就让我意识到作者的一种与张爱玲完全不同的写作态度。

这在文本艺术的角度，王安忆是无心或者是无力的继承衣钵，同样在叙事时间上，也没有完整的抒写五十年代之后，时代与于上海王琦瑶这类人的一种完整的生活故事，在一个被特意隐藏的敏感时期，仅仅是一个程先生的死和那个给她最后依靠的锦华木盒（李主任给她的黄金）。同时在文本中我看到作者似乎是要把海派比作“捣糨糊”，但我在其他作品里看到海派用挑色拉更恰当一些（李劼语）。

城市的抒写在王安忆这里就变成了她唯一女儿身上的那一件件的时尚和潮流，变成了那找梦又梦碎的老克腊，还有那两眼只剩下金钱的长腿。如果把过去的上海比喻成属于张爱玲的上海，那王安忆时代下的上海，就变成了上海里的王安忆，我这样的比喻并不是一种具象的等级与隶属比喻，而是一种心态的比喻。

有时候文学艺术恰恰就需要这种不知天高低地厚心态，既然可以忘记那敏感的岁月，何尝不把那种隶属于谁的归属感也忘掉？这就是张爱玲和王安忆作品的内在区别，不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也是两种不同的写作心态，两者几乎不能放在一起比较！

文：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