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在老师中，有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等。在同学中，有罗学瓒、周世钊、蔡和森、陈章甫、张昆弟、萧三、萧子升等。其中，又以杨昌济和黎锦熙对他的影响最大，联系也最多。
在1915年4月15日杨昌济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淳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两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关于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萧三回忆说： 杨昌济（号怀中）先生对毛泽东和许多同学影响很大。杨先生是长沙人，在第一师范教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哲学。他曾在日本留学6年，又在英国留学4年，但始终不离中国的理学传统，喜讲周、程、朱、张，喜讲康德、斯宾塞和卢梭的《爱弥儿》……杨先生并不善于辞令，也不装腔作势，但他能得听讲者很大的注意与尊敬，大家都佩服他的道德学问。他的讲学精神，使得在他的周围，形成了认真思想、认真求学的学生之一群——毛泽东，蔡和森（泽东在第一师范的挚友，湘乡人，家贫好学，后去法国，在勤工俭学的学生及华工中组织共产主义的团体，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做宣传工作，成为中国革命一个优秀的领导者。1931年在香港被捕，引渡到广州，反革命刽子手把他的四肢摊开，钉在壁上活活打死，胸脯被刺刀戳得稀烂），陈昌（号章甫，浏阳人，也是泽东的好友，长于演说，后入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英勇地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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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星期日，他们相约到杨先生家里去讲学问道。杨先生是诲人不倦的，也很器重毛、蔡、陈等几个学生。杨先生曾说，“人要有理想”，“没有哲学思想的人便很庸俗”……他对他们讲中国及西洋哲学，讲青年的前途，人们应有的人生观、世界观或宇宙观……。他的哲学基础是唯心论，那时对毛泽东等的影响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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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怀中先生对学生们的影响不仅在讲学上，在生活规则或规则生活上的影响也颇深。他反对封建的腐朽生活，提倡民主的科学的新生活。他废止朝食，行深呼吸，主张静坐，常年行冷水浴，冬天也不间断。年轻热情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也模仿他。有一年多，他们都不曾吃早饭。一个暑假期内，毛、蔡和张昆弟（益阳人，号芝圃，后来是共产党内做工人运动的重要干部，大革命失败后英勇地牺牲了）三人同住长沙对河岳麓山上，爱晚亭读书、休养，每天吃新蚕豆饭一顿，既废朝食，也不晚餐——这当然也有节省的意思在内，因为他们都穷呵！在那里他们每天清早在山上打坐，然后下来去塘里或河里洗冷水澡。这样持续到假期满后回校，到冬天11月里还不停止。毛泽东更扩大浴的范围：在太阳下面，在大风里，在大雨下、赤着让身体晒，让吹、让淋。泽东叫这作“日浴”“风浴”“雨浴”。那时他们又常去水陆洲——湘江里游泳。凡此一切，目的在锻炼身体。他们又去山中“练嗓子”，对着树木大声讲话，朗诵唐诗；在长沙城墙上天心阁一带对着风大声叫喊……这些行动，不期然而然地正合乎现在大家所知道的日光浴、空气浴、淋浴等疗养卫生的好方法。
在爱晚亭住的时候，他们只各有一条面巾，一把雨伞和随身的衣服。泽东常着的一件“土地袍子”（灰布长褂），给人的印象最深。
岳麓山上有一副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在这山上，在这背景下，毛泽东等一天早晚是体操、静坐、读书、看报、谈论和思考问题。
夜里他们露宿，睡草地上，彼此离得远远的，怕呼吸空气不好……回校后他们就在操场露宿，直到打霜以后。
关于上面所举的一切，毛泽东那时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这也可见他青年时代的抱负了。
杨昌济先生之子杨开智也回忆说： 1913年春天到1918年夏天，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在同一时期，我的父亲杨怀中先生也在该校任教。他敬佩毛泽东的卓越学识和伟大的抱负，毛泽东也非常尊敬这位老师，师生之间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交往（在1937年2月1日延安各界为徐特立同志60寿辰举行的庆祝会上，毛泽东曾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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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暑假，怀中先生在板仓家中度假。暑假期间的一天，毛泽东风尘仆仆，一把雨伞、一双草鞋，从长沙城出发，步行了120华里，来到当时还是穷乡僻壤的板仓杨家下屋我们家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板仓。毛泽东在板仓期间，曾以很大的兴趣浏览了我父亲的藏书，特别是所订阅的新书报刊，和我父亲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一次，我的父亲跟他谈到，距板仓40多里路的地方住着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柳午亭先生（即后来为革命牺牲了的柳直荀同志的父亲），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那时，体育问题是毛泽东悉心研究的问题之一。第二天，他就由一位农民带路，去访问了柳午亭先生。柳先生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毛泽东，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毛泽东回来时跟我父亲谈到了此行的印象，称赞柳先生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
毛泽东在一师期间的学习实践和初期的革命活动对我父亲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我们经常听到父亲讲述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超人的革命胆略。
1915年时，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名叫张干，是一个昏庸腐朽的守旧顽固派。他对军阀政府逢迎献媚，对进步学生仇视压制，一心想把学校办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服务的孔家店。那时学校礼堂里挂着“大总统”袁世凯的“训令”。每当在礼堂集合学生时，他总要对着“训令”念念有词，妄图以此作为禁锢学生的精神枷锁。他官气十足，到校上下班都要坐着三人抬的大轿。学生的举动稍不顺他的心，动辄要遭训斥，甚至挂牌除名。因此进步师生早就对这位校长侧目而视了。1915年6月，张干为了讨好军阀政府当局，竟规定每个学生要额外交10元钱的杂费。许多工农子弟无力交纳，眼看有失学之虞。一时校内外舆论哗然，一个赶走反动校长的群众运动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毛泽东挺身而出，因势利导地积极领导了这场斗争。他看到一些同学草拟的驱张文告，只侧重于讲校长增加学费的不应该，或者只是列举了张干私德方面的一些劣迹，觉得没有抓住要害，就对他们说：既要赶走校长，就要集中揭露他的办学无方，贻误青年。于是他在学校后山的君子亭亲自起草了一篇4000余字的驱张宣言，历数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种种罪行，同时对整个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文章理直气壮，深得进步师生的赞同。当晚就被一些同学拿到印刷局印刷出来，广为散发了。张干看到“宣言”，吓得发抖，恼羞成怒，竟叫嚣要查办为首“闹事”的学生，要开除毛泽东等学生的学籍。消息传出，群情更加激愤，一些进步教师也为此愤愤不平。杨怀中、徐特立等教师为此发起和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工会议，抗议张干的反动措施，支援进步同学的革命行动。怀中先生还很有感慨地在教室黑板上写了“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的对联，以表示自己的义愤。在群众的压力面前，张干不得不收回成命，最后终于滚出了学校。
关于驱逐校长张干一事的始末，更为准确的说法是这样的： 驱逐校长的斗争更是一件轰动全校的事。那是1915年上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省议会颁发了一项新规定：从本年秋季起，师范学校学生每人缴纳10元学杂费。对大多数穷学生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大家都议论纷纷，群起反对。有人说这个规定是第一师范校长张干为了讨好当局而向政府建议的，提出要赶走张干；加之，原四师的部分同学对合校后要多读半年书，早有不满情绪，于是一场驱逐校长的学潮发生了。在第9班同学的发动下，全校很快就罢课了。同学们四处散发传单，揭露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之类的一些事实。毛泽东认为这没有击中要害。他对同学说，我们不是反对他当家长，而是反对他当校长，要把他从校长的宝座上拉下来，就要揭发他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专横跋扈，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事实。大家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毛泽东在学校后山君子亭又起草了一个传单，经与罢课发起人商量后，立即派人坐守在印刷局连夜印刷，清晨带回学校，广为散发。省教育司派督学来校调处，要学生复课。学生不同意，纷纷用纸条写上“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之类的话，由各班值周生收交督学。督学没法，只好答复说，这个学期快完了，你们还是上课，下学期张干不来了。张干怒不可遏。有一个学生告密，说传单是毛泽东写的。张干从笔力雄浑的文风中，也断定是毛泽东写的，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同学。后遭到王季范、袁仲谦等教师的反对，没有成为事实。
事隔35年后的1950年10月，徐特立、谢觉哉、王季范、熊瑾玎和周世钊等去看望毛泽东，谈到张干仍在长沙当中学教员时，毛泽东说：张干这个人，原来我不高兴他。当时他只有三十几岁，很有能力，很会说话，我估计他一定要向上爬。结果没有向上爬，现在还在画粉笔，算他有操守，难能可贵。又说：现在看起来，当时赶张干是没有多大必要的，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呢！
1915年3月，毛泽东的同班同学易昌陶不幸在衡山家中病逝，这个消息使毛泽东陷入深深的痛惜之中。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 “同学易昌陶君病死，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 易昌陶，又名易咏畦，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学生。消息传来，由校长张干、学监王季范、教员杨昌济发起，于5月23日召开全校追悼会。随后，又将师生致送的挽诗挽联256首（副），编印成册，题名《易君咏畦追悼录》。其中，收录了毛泽东的一副挽联和一首挽诗，如今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悼友人易咏畦（1915年5月）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挽易昌陶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 愁杀芳年友，悲叹有馀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 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 采采馀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 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 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飚拂灵帐； 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 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 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毛泽东对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环境感到满意，并学习和接触到不少新鲜知识和新的事物。他回想起过去几年的读书生活，认识到自己过去是太强调自学了。他重新思考，为自己定下新的为学之道。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湘生的信中说道： 湘生足下： 初一日接君书，今二十五日矣，未作复者，吾夏假住处未定也。前友人招往浏阳，继吾不欲往，寓省城又无钱，故只有回家一法。学校试验今日完，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阅足下所定课程及为学之功，使愧慑无地。不知足下之意，学校与自修果已定否？看君欲学英文、数学，又似预备进学校。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足下有志于此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同学陈子，有志之士，余不多见。屠沽贾炫之中，必有非常之人，盍留意焉！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以为然乎？读君诗，调高意厚，非我所能。…… 又《明耻篇》一本，本校辑发，于中日交涉，颇得其概，阅之终篇，亦可得新知于万一也。
泽东顿首六月廿五日
复启者，适得高等师范信，下期设招文史两科，皆为矫近时学绝道丧之弊。其制大要与书院相似，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处也。吴校长，即作训学生辞者，教习闻皆一时名宿。阅其招学通告，固自与他（校）不同，吾意与足下宗旨相合，可来考乎？寄上通告一纸，伏乞详（察）。
泽东又及 信中提到《明耻篇》一书，是1915年夏天，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集资刊印的，目的是揭露袁世凯卖国求荣的卑鄙行径。1915年1月，日本国政府令其驻中国公使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后，5月7日，又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世凯对日本的要求，除声明第5号一部分“容日后协商”外，其余一概加以承认。因此，中国人民将5月7日作为国耻纪念日。
《明耻篇》全书辑有七篇文章和一个附件。文章为：
（一）救国刍言；（二）中日交涉之前后状况；（三）已签字之中日新约及交换照会；（四）请看日本前此计灭朝鲜之榜样；（五）日本祸我中国数十年来之回顾；（六）高丽亡国后归并日本之惨酷情形；（七）越南亡国惨状略述。附件为：中日贸易出入额之比较。卷首有一师教习石润山写的《感言》。书中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灭亡朝鲜，法国灭亡越南以及袁世凯卖国的罪行；并陈述了救国方法，力图唤起人们不忘国耻，奋起挽救民族危机。毛泽东阅读该书时，加了许多圈点和着重号，并在多处写有批语。在该书的目次第二、三、四、五和附件的篇名上方，毛泽东均划了圈，并写有“圈出五篇为最紧要者，其余不阅可也”。 毛泽东还在《明耻篇》封面上题书： 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他还在卷首《感言》后题志： 此文为第一师范学校教习石润山先生作。先生名广权，宝庆人。当中日交涉解决之顷，举校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爰集资刊印此篇，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云。 《救国刍言》亦先生作。
这一时期，毛泽东依然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崇拜者。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他再一次向表兄文咏昌借阅了《新民丛报》《盛世危言》等书刊。至今还保留着毛泽东1915年2月24日写给文咏昌的还书便条： 咏昌先生： 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 从1915年夏至冬，毛泽东、徐特立、杨昌济、黎锦熙等，在一师校内外的反袁斗争活动，一直未停。据黎锦熙回忆，这年暑假，许多爱国师生仍在做宣传救国的工作，毛泽东大部分时间住在长沙，不停地演说、写文章。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这年秋冬之际，全国反对袁世凯当皇帝的斗争达到高潮。鼓吹帝制的“筹安会”按照袁世凯的旨意，图谋变更国体。湖南汤芗铭首起响应，设立筹安会湖南分会，电劝袁世凯复辟帝制。湖南拥袁和反袁斗争炽热化，长沙小吴门附近的“船山学社”，成了公开进行反袁演说的场所。毛泽东和一师进步师生经常到此处参加活动。他还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三人有关对当时形势表示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并于1915年12月12日写信给萧子升，请他题写书名：“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
这个反袁小册子编印出来以后，他组织并参加同学们在校内外的散发宣传活动，向友人寄赠。陈昌曾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夫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而讥帝制，其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云幸矣！” 这里提到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请他为《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题写书名。原信无写作年月，据考证，写信时间应在1915年冬，而有的学者则进一步推论为1915年12月。萧子升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就与毛泽东是同学。随后，两人又同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过往甚密，并常有书信往来，交流学习心得，探讨人生社会哲理。这封信的原文如下：
子升学长执事： 日昨会面遽卒，欲谈未畅。思信《君宪救国论》一阅，兄处既无此，以后随意觅之可也。所谓五段课程，实用功至浅，前以劝陈君课余宜以学文，遂随及之。言先于行，良滋惭愧。晨读英文，午前八时至午后三时上讲堂，四时至晚饭国文，明灯至熄灯温习各门功课，熄灯后以一时运动。所谓五段者如此。近校中印发汤康梁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仰吾兄翰赐书为幸，长以此信笺之长减半寸为限，大小真草，随兄为之。须此甚急，可否明天上午赐来？不一。 弟泽东白
十二日 毛泽东与萧子升还有一段有趣的交往。1917年夏，萧子升订了一个读书札记本，题名为《一切入一》。他请毛泽东在扉页上题词，毛泽东慨然允诺，欣然命笔，抒发了他对博与精问题的看法： 君既订此本成，名之曰《一切入一》，命予有以书其端。予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有不可完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知慧亦随而进，则所以完诘之者，仍自有道也。顾完诘也同。而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等积矣，又有大小偏全之别，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姝姝自悦者，区以别矣。虽然，台积而高，学积而博，可以为至矣，而未也。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之道，在有条理。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今而有志于学，不遵斯道焉，固未可以蕲其精矣。虽然，犹未也。博与精，非旦暮所能成就，必也有恒乎？曰，日行不怕千万里。将适千里，及门而复，虽矻矻决不可及，恒不恒之分也。君之为此本也，意果存乎是，而欲尽其力以致之欤！此本之将以为积，审矣。搜罗万有，以博其心胸，抑又无疑。惟是札砭兼收，小大毕聚，虽美于目，而未必可悦于心，则宜有以条理之，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焉。又持之以久远，不中途而辍。诚若是，则固百丈之台之基矣，而予又奚疑！
民国六年夏 同学弟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