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管窥
五月中旬，市总工会工惠悦读“百人同读一本书”推出共读《万历十五年》活动，得到了书友们的积极响应，报名的人数迅速超过以往达到了847人。为了满足书友的阅读愿望，市总工会适时调整，将赠书从原先计划的300本增加到500本，我也有幸获得了这本赠书。
亲手接过志愿者直接送到四楼家门口的《万历十五年》，我欣喜地发现，作者黄仁宇居然是女儿正在就读的南开大学学长。在送女儿入学参观校史馆时，我曾听过介绍，受学校创史人张伯苓校长“爱国三问”的影响，南开大学建校百年的历史上没有出过一个汉奸，也没有出过一个叛徒。而作者正是基于爱国参加抗战而投笔从戎的老兵，直到1950年退伍后，才赴美继续学业，不但实现了从电机工程这一正宗的理工男到历史学家的跨界，而且以46岁的高龄获得了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万历十五年》说的似乎是那一年（即公元1587）发生的事情，但是读了这本只有十八万余字的著作后，却发现并非如此，那年并没有什么突出事件，除了那年是京察之年，宰相申时行利用恕道稳固了文官集团的情绪与自己的首辅地位外，书中关于那年的事情也极少。而是主要描写了几个历史人物，如万历皇帝，宰相张居正、申时行，以及海瑞、戚继光、李贽，并以这几个人为中心，叙述明朝中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情况。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内阁组织、皇位继承、地方吏治；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漕运、赋税；还可以清楚防抗倭寇的情况。虽然名为《万历十五年》，但是重点并不在这一年，应该是作者试图通过这一部充满激情、才华横溢的著作，从中国历史上这无关紧要的年头出发，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特点，而正是这些特点导致明朝的灭亡，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从强转弱落后于西方。就像书中申时行头上的政治黑箍一样，攻击者先是利用小事促使公众注意，假以时日，使小事累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从而一击致命。
那么，黄仁宇先生想通过《万历十五年》告诉我们什么呢？或者说，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迪呢？笔者管见，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万历十五年》告诉我们，后人学史，可以小中见大，从一个小的切口进入，寻找大的历史发展规律。该书采用的正是将一个王朝的盛衰浓缩到一年的奇异的写作方式。这种从小切口进入的写作方式，以人物为主线，从政治事端、礼仪规章、风俗习惯描绘社会风貌，在论理中有故事有情节，具体生动，不落俗套，让人读起来兴趣盎然。表面上看，万历十五年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书中的万历皇帝朱翊钧、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后继首辅申时行、清官楷模海瑞、大将军戚继光、名士思想家李贽，都是当年的佼佼者，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认识到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都想用自己的力量挽救这个王朝，然而最后，都是无分善恶，通通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其次，《万历十五年》告诉我们，我们学习历史，要注重“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大历史观，“叙事不妨细致，但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万历十五年》剖析的是1587年，但是黄仁宇要展示的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全貌。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为什么从明代起，中国落后于世界。黄仁宇的答案是，“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备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个人身上的机断弥补”。而放眼同一时期的世界，西欧各国在十四世纪已经朝着发展交通通讯、银行保险业、商业与法律及生产技术方向发展，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也是如此。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却与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第三，《万历十五年》告诉我们，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规则，更不能代替法律。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重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与仪表一致，而且“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可惜的是却“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疏于对自己的道德约束。万历皇帝怠政不上朝三十年的叛逆，很难断定与这位“张先生”在万历心中人设的崩塌无关。而在首辅张居正出乎意料的溘然长逝之后继位的首辅申时行，施政的要诀是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期望“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在他看来，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他奉行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事方针，却并不能永远的弥患补阙，造成严重后果也自然在情理之中。联想当今有些企业或者团队，奉行的与申时行当年的“和稀泥”的手法何其相似，在某些人看来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殊不知有了规矩不遵守，只会使不肖者肆无忌惮，让君子心如寒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离心离德局面。
扯远了。因为共读《万历十五年》，让我对这本书的前世今生有了浓厚的兴趣。结果发现这本书的出版，与我们宁波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这本在美国写就的书，在国外出版四处碰壁后能够在国内顺利出版，一位宁波同乡居功至伟。他叫傅璇琮，当年是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后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宁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藏书通史》和五卷本《宁波通史》主编，2016年仙逝时，我还在微信上转发过宁波出版社社长的悼念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