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座钟的钟摆卡在三点十七分已经十年了。

陈修明每天清晨都要给这座1937年的德国八音钟上发条，尽管他知道那根铜制钟摆永远不会再摆动。橱窗外梧桐叶落了三轮，对面商铺的霓虹灯从"美容美发"换成"网红奶茶"，唯有他这间二十平米的钟表店固执地守着停滞的时间。

第十年的冬至，玻璃橱窗结着霜花。陈修明像往常那样用鹿皮擦拭钟盘上"亨得利钟表行"的鎏金刻字，突然发现钟壳侧面有道细如发丝的裂缝。他的手指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这和1943年父亲失踪那天，母亲失手摔裂的牡丹瓷瓶纹路一模一样。

那年他刚满十二岁。父亲带着店里最精密的校表仪去给租界的洋行校准百年大钟，从此再没回来。母亲总说听见楼梯间的怀表滴答声，直到某个雪夜，她披着父亲的羊毛围巾消失在南京路的浓雾里，只留下案头那张没写完的《亨得利历代机芯图谱》。

"客人要修表？"陈修明被年轻女孩的声音惊动。穿墨绿旗袍的姑娘立在逆光里，腕间老欧米茄的蓝钢指针正指向三点十七分。

"这款1945年的船钟..."姑娘摘下腕表时，发间栀子花香漫过陈列柜里的古董表油，"听说全上海只有您能修复战前机芯。"

陈修明的镊子突然扎破指尖。血珠滴在拆卸到一半的擒纵轮上，和六十年前父亲工具箱里那张泛黄图纸上的血渍重叠。那天父亲教他组装第一个芝麻链机芯，他被发条划破手指，父亲用瑞士纱布裹住伤口说："时间会愈合所有伤痕。"

后来他明白，有些伤痕会渗进时间的骨髓。

深夜，放大镜下船钟的摆轮夹板刻着极小的一行德文：Für meine liebe Lan.陈修明手中的柳钉铿然落地。1947年虹口码头，穿墨绿旗袍的女子将怀表塞给登船的青年，表壳内侧正是同样的刻字——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第十年的最后一天，八音钟突然在三点十七分响起《圣母颂》。陈修明望着共振的钟摆，终于看清裂缝里嵌着的铜片。那是半枚雕刻紫藤花的发簪，与他锁在保险柜里的半支正好拼成完整的花枝——母亲离家那晚簪在他枕边的，正是这破碎的春色。

次日清晨，船钟在橱窗里重新走动。穿墨绿旗袍的姑娘隔着水雾蒙蒙的玻璃深深鞠躬，她腕间的欧米茄闪耀着崭新的光泽。陈修明没看见姑娘转身时拭泪的动作，就像他没听见阁楼暗格里的《机芯图谱》正在夜风中轻轻翻动。

梧桐新叶拍打店招的黄昏，有个少年在橱窗前驻足。他背包里露出半截泛黄图纸，上面潦草地画着八音钟的星轮改造方案，落款是1943年的某个日期。

老座钟的钟摆突然多晃了半格。陈修明抚摸过父亲留下的校表仪，终于明白母亲当年反复擦拭的不是围巾，而是藏在羊毛褶皱里的铜制钥匙——此刻它正静静插在八音钟背面的锁孔里，等待某个命定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