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11〕爱问“文中子”“韩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入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弒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弒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二，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译文】：

徐爱问先生对于文中子（王通）和韩退之（韩愈）的看法。

先生答：“韩愈是文人中的雄才。王通是贤儒。后世的人只因为诗词的原因，推崇韩愈。其实韩愈比王通相差甚远。”

徐爱问那为何王通还会犯仿作经书的过错？

先生答：仿作经书的事情不可以盖棺定论。且说说后世的儒者编写注解经书与仿作经书有何区别？

徐爱答：“后世编写注解经书，追求名利的意思并不是没有。但是主要追求的是弘扬圣贤之道。仿作经书纯粹就是为了名利”

先生说：“编写注释经书来弘扬圣贤之道，效仿的是什么呢？”

徐爱答：“效仿孔子整合‘六经’从而弘扬圣贤之道。”

先生说：“既然如此，王通仿作经书，就不是效仿孔子吗？”

徐爱说：“编写注释经书对于弘扬圣贤之道有有用的地方。仿作经书只是照搬形式，恐怖对于弘道没有什么用处。”

先生说：“徐爱你认为弘扬圣贤之道是让道理返璞归真在实际行事中得以表现。还是讲究堆砌辞藻，哗众取宠呢？天下大乱，是因为空虚的文辞兴盛而实际行动衰落。如果让圣贤之道弘扬于天下，那么孔子也就不必整合‘六经’了。整合‘六经’也是孔子不得已而为之。从伏羲画八卦道文王演卦，周公作辞，这其间说道‘易学’，例如《连山》《归藏》这些篇章。众说纷纭，不计其数。易学已经混乱。孔子发现天下爱好虚文的风气逐渐兴盛，知道如果不进行整合约束那么将无底线的发展，所以推崇文王，周公的学说，认为只有这些才是易学的宗旨。于是纷繁复杂的学说才被废弃。之后天下间关于易学的观点才逐渐统一。《尚书》《诗经》《仪礼》《乐经》《春秋》都是这种情况。《尚书》源于《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等古籍，《诗经》源于《周南》《召南》等古籍。像《九丘》《八索》这种淫荡文辞，有成百上千篇。《仪礼》《乐经》中关于名利物质等繁杂篇章，更是数不胜数。所以孔子才删除繁杂进行整理，纠正本源，然后其他繁杂学说才逐渐废除。（在孔子整理的）《尚书》《诗经》《仪礼》《乐经》中，孔子又增加一言片语了吗？现今对于《礼记》的著述，掺杂很多后世儒者的编著。已经不是孔子的本意。至于《春秋》这本书，虽被认为是孔子所作，其实都是鲁国史书的旧文。所谓‘笔’便是照搬旧文。所谓‘削’便是删繁去复。这是有减无增的。孔子著述‘六经’是担心繁杂的文辞霍乱天下，所以对其精简。让天下摒弃空虚的文辞，实事求是。并非用空虚的文辞去教导。《春秋》之后，繁杂的文章兴盛，天下逐渐混乱。秦始皇焚书而得罪天下，是出于他的私意，更不应该焚毁‘六经’。若他当时志在弘扬圣贤之道，其他离经叛道的学说，都进行焚烧，这样也合乎了孔子删繁去复的意思。自秦汉以后，繁杂的文辞又逐渐兴盛。想要彻底摒弃废除，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只能效法孔子，留下离真正的圣贤之道最近的而去弘扬。这样则其他偏离正道的学说会逐渐被遗弃废除。虽然不知道王通当时仿作经书的本意如何，但我对此事深表同意。我认为即便是圣人重生，也不能改变这个观点。天下之所以混乱，皆因为繁杂的辞藻盛行而实事求是的作风落寞。人们坚持自己的看法，以新奇的观点互相斗争，以花哨博取名誉。这样智慧混淆天下人的视听，混淆天下人的耳目。使天下人争相修饰表面文辞，借以闻名于世，而不再追求敦厚本分实事求是，返璞归真的行为。这些都是著述者有感而发的。”

徐爱说：“编辑整合也有不能缺少的，例如《春秋》这本书，如果没有《左传》，恐怕很难看懂。”

先生答：“《春秋》必须等到《左传》出现后才能看懂，那是歇后语。圣人何苦写这些艰深隐晦的词章？《左传》内容也大多是鲁国的史书旧文。如果《春秋》需要《左传》去读懂，那么孔子何必削繁去杂？”

徐爱说：“程颐先生也说过，《左传》是案例，六经是判断。比如《春秋》记载杀死了某位君王，征伐了某个国家，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详细过程，恐怕也难判断对错。”

先生说：“程颐先生的这个观点，恐怕也是沿袭后世儒者的学说，并没有理解圣人的本意。如果记载了杀死君王的事，那么杀死君王便是罪过，何必要去追究杀死君王的过程呢？征伐的命令应当由天子下达，记载了讨伐别国的事，那么讨伐别国便是罪过，何必要去追究讨伐别国的详细过程呢？圣人对‘六经’删繁去复，便是要端正人心，只是要存养天理，格除不当的私欲。对于存养天理，格除不当的私欲，孔子曾经说过，根据不同的人们，进行不同的教导。不过多言。唯恐有的人一心在言语上钻研。所以才说‘予欲无言’。那些放纵私欲泯灭天理的事情，又怎能详细向人们讲述？只会诱导他人变坏。所以孟子才说：‘孔子门下，没有记载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所以后世便没有流传。’这就是孔子的规定。世间学儒若追求称霸的学问，便要学习诸多阴谋诡计，这纯粹是一番功利之心。与圣人编著整理经书的本意相悖。怎能思考的明白？

先生感叹道：“若与非达道之人讨论这个观点是很困难的”

先生又说：“孔子说道‘我对史书也存在疑虑’。孟子说道‘完全信书，不如没有书。《武成》这本书我认为只有其中两三章可取’孔子删繁去复，即使关于唐 虞 夏四五百年的事也不过留下几篇。难道没有想叙述的吗？所以圣人的本意可以从中看出，圣人要删繁去复，但后世儒者却要添加上去。”

徐爱说：“圣人编著整理经书，只是要人们摒弃私欲，存养天理。例如春秋五霸以后的事，圣人不想与世人详细叙述，这可以理解。但至于尧舜之前的事，为什么都会被省略呢？”

先生答：“伏羲/黄帝的时期，年代久远，事迹流传的很少，这事可以理解的。当时都是淳朴的景象，没有重视辞藻的乱相。这便是太古之治，是后世无法比拟的。”

徐爱问：“像《三坟》这种书，也有流传下来的，为什么孔子删除了它？”

先生答：“即便流传下来，也与当时世道所不同。风气逐渐开放，文辞兴盛。到了周朝末期，虽然像恢复夏朝商朝的风俗，已经不可能了，更何况恢复道唐尧虞舜时期？更何况恢复到伏羲黄帝时期？但虽然治世方法不同，但道是统一的。孔子遵循尧舜的理念，效法周文王周武王的方法。文武的方法，便是尧舜的理念，只不过因地制宜，因时而变，所施方法已经不同。若夏商的办法施于周朝，已有不符合之处。所以孟子言‘周公思索兼收并蓄三王（尧舜禹）思想，发现与当时不相符，便反复琢磨，夜以继日’何况太古时期的治世方法，岂能恢复？这便是圣人能发现根本的问题。”

先生又说：“应做到无为而治，不能完全照搬三王时期的政策，而去施行太古的风俗。这便是佛老的观点。因时而治，若不能像三王时期的事于道，而是以功利之心施行政策，便是霸者的方法。后世许多儒者讲来讲去，都只是讲了个霸术。”

【详解】：

修行是“做减法”，大道至简。

阳明先生的观点我是认同的，不过结合我们当下，与古代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我们现在从小学习的都是白话文，而非文言文。若没有人去给白话文做注释，那这些经典古籍，因为看不懂慢慢都会被遗弃。从前一直不理解一部分人为何要恢复文言文。在学习古籍后渐渐明白文言文的魅力。若文言文在将来失传，等于中国积累几千年的圣贤之道，圣贤之智，必将失其根本。

本段阳明先生提到很多次实事求是。又可见心学并非让人沉空守寂槁木死灰，更非100%‘唯心’。实事求是，追求本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意义。在此处，阳明先生与马克思可以坐下来喝杯茶，若两人相遇，那么思想史必定再次被改变。我们生活在当下，DANG的重要思想之一便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需要我们仔细去体悟，其中暗含许多境界。普通人，要做到字面意思，不撒谎，不欺瞒。贤者，要做到灵活运用，让这四个字丰满自己的生活。圣人，则应是达至本源，知行皆符合天理。说了这么多，再结合我们的现实生活。作者本人在莫斯科经商，这四个字一直伴随。在创业之初，或许很多人都会考虑要做什么行业，卖什么产品/服务。相信大多数人都把大环境当作最重要的点去考虑，例如前几年，电商赚钱，人们扑通扑通往里跳，现在大数据/云计算火热，亦前仆后继。有成功者，有失败者。为什么会失败？难道只是管理不当？只是资金不充足？其实作者认为，是没有理解‘实事求是’的根本意思。这四个字，在遇到择业时，是告诉我们首先要思考或者出发点，应该是自己适合什么？自己有什么？即便这与大环境的行业所不同，我们也要去做。例如我们懂得外语，那就再选择一个比较了解的产品，先做外贸。如果我们懂得做菜，那就先从厨师做起，再开饭店开连锁。当有一定的资本，再考虑大环境哪个行业赚钱，再去投资。在投资时，也是一样按照‘实事求是’或者最起码，投资行业负责人，要懂得‘实事求是’。例子可以举很多，但太多也会局限人们的思想，所以还需自省。

《春秋》早于《左传》左传的内容是《春秋》的详细拓展。

‘伯’在本文中，应通‘霸’，意为：古代诸侯联盟的首领

原文摘自国学梦网站（http://www.guoxuemeng.com）；译文为结合《传习录》叶圣陶点校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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