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东北角，我考上的大学地处西南角，周末回家必须斜穿过整座城市，而南京东路，差不多是回家路途的中点。
1980年代初期，井喷的阅读热情与跟不上趟的出版速度之间的矛盾，具象为每一家新华书店里总是人头攒动着，新书上架时，还会出现拥堵现象。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是当时上海最大的书店，货源相对丰沛。只要周末回家，我都会拐到那里，看看能否碰运气买到一本好书。
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二楼叫学术书店，我那几本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就是在那儿买的。 那天在那儿隔着柜台努力辨识营业员身后书架上有没有我想要的新书时，听见他们正在议论征订《傅雷译文集》的事情。虽说外国文学史是三年级的课程，对一个选择中文系的女生来说，会不知道傅雷吗？就央求营业员给我看一眼《傅雷译文集》的总目录。1981年版的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傅雷译文集》总共15卷，除了收有巴尔扎克的《夏倍上校》、《奥诺丽娜》、《禁治产》、《亚尔培·萨伐龙》、《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贝姨》、《邦斯舅舅》等名著外，还有丹纳的《艺术哲学》、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尤其是在文集中占了4个席位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拥有《傅雷译文集》的欲望，又深知自己的口袋里没有多少钱，便鼓足了勇气小声地问营业员征订办法。
学术书店里虽然人来人往的，但大家都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个个都屏息静气着，所以我不相信营业员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一定是我一副学生打扮让他料定我买不起这套煌煌巨著，纯粹在给他添麻烦。这让我很生气，放大了音量告诉他我想看看《傅雷译文集》的征订办法。他把证订单重重地甩在了柜台上。
看罢征订单，我紧张得砰砰直跳的心，平复了下来，因为这样的征订节奏就是我这样的穷学生，也能跟得上。我只要将自己的相关信息写在征订卡上交给营业员，书到了他们就会寄一张明信片给我，我带上明信片带上钱来书店，慢慢的，《傅雷译文集》就是我的了。
征订卡写到一半，一个念头掠过我的脑际：万一15卷书一起到呢？ 就算纸张供应非常紧张，以傅雷在文学界和翻译界的地位，出版社为他大开绿灯也是可能的。后来，第一卷《傅雷译文集》定价是2元8角5分，如果每一卷都是这个价格，一套书总价就是42元7角5分。如果一下子把一套《傅雷译文集》搬回家，就得伸手问我爸妈要钱，这怎么可以？
盘算到这里，我声音颤抖地问营业员：“这套书不会一下子出齐吧？”秒懂我话外音的营业员一副买不起就别来凑热闹的神情回答我：“你问我，我问谁去？”就扔下了我。我尴尬又愤怒地在那儿站着，心想，大不了我假装没有收到他们寄来的明信片，就把证订单填完整后交了出去。
好在，文集到底还是一卷一卷慢慢地出的，所以，那两年里时不时地去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去买一卷《傅雷译文集》，是记忆中最美好的片段。更好在，那时候我有个在买来的新书扉页上写下购书日期的习惯，所以，都过去40多年了，我依然能清晰地写在这里，第一卷《傅雷译文集》购于1982年3月。
第一卷《傅雷译文集》，收有巴尔扎克的《夏倍上校》、《奥诺丽娜》、《禁治产》、《亚尔培·萨伐龙》和《高老头》。拿到书后，我等不及回到家里就在公共汽车上一手拽着栏杆一手紧紧拿着书读起了《高老头》。为什么不是首篇《夏倍上校》而是末篇《高老头》？小学4年级时邻居哥哥曾给过我小半本《高老头》，正在为写不好作文而苦恼的小女孩，先是闻到了伏盖公寓里那股说不出来的味道、看到了高里奥老头那受气包一样的模样，后来，跟随年轻的拉斯蒂涅一起好奇于停掉买卖之前高老头到底挣到了多少钱财？又怎么会被两个女儿弄得住进了又脏又臭的伏盖公寓……但是，小半本《高老头》到“富有每年六万法郎以上的进款，自己花不了一千二，高里奥的乐事只在于满足女儿们的幻想”就没了，仿佛买了只大西瓜用刀剖开后看到了红彤彤的瓜瓤，放西瓜的桌子被冒失鬼撞翻了西瓜碎了一地。上大学后去学校的图书馆借过《高老头》，被告知得要等上大半年才能轮到我，还要看前面的借书人是否按时还回来。现在，一卷《傅雷译文集》在手，一卷刊有《高老头》的《傅雷译文集》在手，我怎么可能按捺住自己回到家里再展读？
得书不易，又是用从不多的零花钱里抠出来的钱买的，从《高老头》开始，这一卷《傅雷译文集》被我翻来覆去地读，直到三个多月后收到让我去买第二卷的明信片，“高老头”才被我珍重地藏进家里属于我的那一格衣橱里。
大学毕业后，就业、恋爱、结婚、生子、几次跳槽、数度搬家，我的那套灰蓝色封面的《傅雷译文集》只剩下了一半。
这套《傅雷译文集》的第七卷到第十卷时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多夫》。我们同学开始言必称《约翰·克利斯多夫》的时候，《傅雷译文集》才出到第四卷，而四卷本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已摆上了新华书店的书架，又恰巧被我碰上了，怎么办？犹豫中，眼看着有三个同我一样的爱书者各买走了一套书，我再也沉不住气了，几乎倾尽了口袋里的钱买了一套。自然而然，我就放弃了《傅雷译文集》中的第七到第十卷。 第十五卷丹纳的《艺术哲学》，我也是买了另外的版本。至于还漏买了哪几卷，已经记不清，能肯定的是，收有苏卜《夏洛外传》、罗素《幸福之路》、杜哈曼《文明》、牛顿《英国绘画》和文学、音乐及其他译文的第十四卷，我没有买。原因何在？当时的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苏卜、罗素、杜哈曼和牛顿他们写的，虽不是小说，却比有的小说好看多了。
被我恭恭敬敬地摆放在书柜显眼处的这套不齐全的《傅雷译文集》，最末一卷是第十一卷，购于1984年1984年2月25日，以此推测，买齐这套译文集，至少要三年。书不易得，使得手里的每一卷都被我翻读得比刚拿到的新书厚了不少，收了我最喜欢的《欧也妮·葛朗台》的第二卷，连书脊都松了。正因为读熟了《欧也妮·葛朗台》，毕业后当高中老师给孩子们讲这部小说的节选时，我巧妙地在规定课时里将全书的轮廓描述给了他们，更是把为什么要读巴尔扎克，就着《欧也妮·葛朗台》分享给了他们。很多年以后，大数据帮我找到了几个我早年的学生，回忆与我相关的往事他们说记忆最深的就是那几节我讲述《欧也妮·葛朗台》的语文课。
（刊登于2025年2月28日《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