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堵鞋墙
梁衡
陕北佳县赤牛坬，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小村庄。为了发展旅游，建起一农耕博物馆。乍一看，不外锄、犁、耧、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奇。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遗弃了的布鞋，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答道：“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 这鞋平常是踩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最贱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集合在一起，被请到墙上，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鞋有各种大小、各种颜色，这是乡下人的身份证，代表着男人、女人、大人、孩子。但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绽开线头，鞋底也成了一个薄片。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式、针脚、颜色。
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辛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磁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同行的几个人也突然不说话了，像同时被击中了某个痛点，被点了哑穴。大家只是仰着头细细地看，像是在寻找自己曾穿过的那一双鞋。半天，陪同者冒出一句：“老高，你怎么想出这么个主意，怎么想出这么个主意！”
鞋墙下面还有鞋展柜，展示着山里鞋的前世今生。有一双“三寸金莲”，那是妇女裹脚时代的遗物，现在的女孩子绝对想不到，妙龄少女还曾以美的名义受过那样的酷刑。有一双特大号的布鞋，是本村一个大汉穿过的，足有一尺长，据说当年他的母亲很为做鞋犯愁。有一双新鞋底上纳着两个“念”字，这种鞋是男女的信物，一般舍不得沾地。有名“踢倒山”的牛鼻子鞋，有轻软华丽的绣花鞋，有雪地里穿的毡窝子鞋，也有黄河边纤夫拉纤穿的草鞋，等等，不一而足。这是山里人的才艺展示，也是他们的人生速写。
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是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经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家后穿老婆（陕北人叫婆姨）做的鞋。马克思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开始，一直到为妇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她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遇有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们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企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忆，布鞋是最好的标志。在大家的议论声中，我提了一个问题，请说出自己关于鞋的最深刻的记忆。同车的老安，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他说：“我记忆最深的是小时候的一年正月，刚换上新鞋，几步就奔到大门外，不想一脚踏到冰窟窿里，新鞋成了两团泥。回家后，我妈气得手提笤帚疙瘩，一直把我追到窑畔上。”一车人发出轰然的笑声，每个人的心底都美美地藏着这样一个又甜又酸的故事。
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纳鞋底的刺刺声入睡的。
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
作者简介：梁衡，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散文家。山西霍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