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非常的喜欢看电影,更希望能成为一名放映员。而对于电影的印象,从记事开始,是坐在父亲的肩头上看的露天电影。那时,农村文化生活比较单调贫乏,家里有个收音机都非常的稀奇了。所以,遇到村里放电影,就像过年过节一样,老人小孩都会奔走相告,就是生产队里下地干活的大人们,耐不住也会早点收工。
那年代,村里不像城里有电影院,我们经常看的电影是在村小学校园内放映的。有时,也在邻村竹园生产队的晒谷坪里放映。票价一般都是1角钱或2角钱,不太好看的电影或“老片子”5分钱看一场的也有。
有一次,与几个堂兄及村上的娃娃们到陆明村白磨小学去看《渡江侦察记》。在看完电影回家的半路上,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不一会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娃娃们都被雨水浇成了落汤鸡,手上火把也熄了,其中唯一的一支手电筒也没电了,最可怕的是途中还要趟水过一条近100米宽的大坝河。平常,河水小时,村民们都是踩着垫砌在水中的大石头(石步)过的河。现在狂风暴雨,一旦河水上涨就麻烦了……我们几个娃娃们借着闪电的亮光,艰难的相互拉扯摸索着前行。
到达大坝河岸边时,我们试探着往河中的石步上走,但是,当脚踏上河中的石步时,明显的感觉到河水已开始上涨,湍急的河水已冲击到脚背,而平常踩在石步上河水是湿不了鞋的。这时,一些胆小的娃娃都已哭了起来……正在我们焦急无助恐慌之时,突然,大家发现对面的小路上有隐约的亮光朝河边走来,不一会他们就踏着已被洪水淹没的石步朝我们这边走过来。当他们听到这边小孩的哭声后,边走边大声的喊话:“是阿云你们几个吗?不要怕,我们来接你们了。”听到这声音,我知道是父亲他们,我们的“救星”来了。
原来,到晚上近11点钟时,也就是电影散场一会,天气突变,电闪雷鸣的下起了暴雨,我们几个娃娃的家长们着急了,挨家寻问,发现去看电影的小孩们一个都还没有到家,就披起蓑衣,打上电筒、提着防风雨的马灯,一路急匆匆的赶来……
那时,看的都是露天电影,条件没法与现在的电影院相提并论,但那种热闹的场景和欢喜的气氛,在我心里留下了永久的难以磨灭的印记。比如电影《闪闪红星》、《地道战》、《地雷战》、《上甘岭》、《刘三姐》等等,直到后来风靡世界的《少林寺》,这些电影情节与其中的电影歌曲,都成了我难以忘却的记忆。当时,由于学习条件差,没有一本多余的作业本子,看过这些电影后,就会把这些电影歌曲的歌词都默写在作业本的背面上,同学之间相互转抄传唱。一旦哪个同学把刊载在报刊或杂志上的新电影歌曲带到学校来,大家如获至宝,必定要疯传并马上流行开来。
在我上小学五年级后,对电影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同学阿文的叔叔在昭平电影院工作,他经常把从叔叔那里带回的废旧电影拷贝胶片带到学校来,特别是还带来一些放映宣传用的幻灯片,更是勾起了我对电影的浓厚兴趣。
我与阿文很要好,他把带来的废旧电影拷贝胶片和一些幻灯片送了不少给我。一到晚上,我就恨不得天快点黑下来,因为天黑了我好“放电影”。我把父亲的手电筒“借”了出来,关进自己的房间,鞋一甩,一屁股钻到床上。把蚊帐放下,手电筒用书本和枕头支起,当成电影放映机,然后打开电筒,光柱就照射在床另一头的蚊帐“银幕”上。当我把电影胶片放在电筒镜头前时,“银幕”上神奇的出现了人物场景,“放映”幻灯片时,投射到“银幕”上的文字和图像就与看电影放映时的一模一样……在我为自己会“放电影”而兴奋不已时,我奇怪的举动引起了弟妹们的注意,他们也嘟嚷着进了我的房间,然后像发现了“天大秘密”一样的,大声喊叫着:“阿哥在放电影……。”每一次,我在“放电映”时,忠实的“观众”们都会兴致勃勃的围坐在床上观看我放映的“电影”,直到电池耗尽……
1990年春,桃花初放,油菜花开,我从广西昭平参军入伍到驻贵州的武警某支队,从而使我与电影结下了难解之缘,实现了我儿时梦寐以求的心愿。
那是我从新兵连下队刚满10个月的时候。那天中午,从靶场训练回来,我正在认真擦拭着训练后的八一步枪,指导员李官成来到我面前,说:“小黄,支队政治处通知,让你在4月10日前到支队政治处报到,今天是4月6日,你今天下午就不要参加训练了,收拾下个人行李,明天上支队报到吧,听说是调你到政治处去当电影放映员呢,到新的工作岗位后要遵守纪律,认真学习,发挥自己写写画画的特长,把工作干好……。”
在去支队报到的5小时路程中,顾不得321国道的一路颠簸,也顾不得欣赏沿途黔山苗岭美丽的风光,满脑子沉浸在电影憧憬中。
记得第一次到电影机房,看着自己日思梦想的架在脚架上的电影放映机,我激动的上看下看左看右看,“抚摸”不停。老兵张华本操着浓重的成都话说:“这是我们现在使用的井冈山103X放映机,是流动型的些,每个星期要去部队放几场电影……”。他看我对电影放映机这个兴奋的“馋样”,说:“你现在才来噻,还不懂放映操作,先学习嗦,慢慢来,跟我从倒影片搞起”。
对电影放映知识的渴求,我就像入了迷着了魔似的。在操作练习时,从最基本的“倒片”开始。由于左手大母指和食指长时间的与影片边沿相接触及转动时的摩擦,加上工作经验和技巧的欠缺,锋利的影片边沿像刀子一样,把我的左手大母指和食指前端划出一道道的血痕,遇到有断裂的影片划在指头上时,钻心一样的刺痛……
1992年6月,我被部队选送到云南电影学校,对电影放映技术进行系统的学习,并于当年9月份学成归来,成为一名拥有“电影放映资格证书”的正式放映员。
每一次到基层放映电影,特别是到边远部队放电影,当看到部队附近山寨的村民们打着火把或电筒,像过年一样,扶老携幼的前来看电影时,我感慨万千,好似又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看电影的场景……
记得,有一次到驻守在边远山区的部队放电影。当电影放映到一半时,突然停电了。战友们眼巴巴的看着我们,苗寨里来看电影的群众们也围了上来,问我们还放不放,他们围在放映机周围,久久不愿离去。10分钟、20分钟、30分钟……还没有来电。现场的群众依然在热情的期待着能马上来电,能继续放映,战士们也在耐心的等待着……因为,驻守在大山里的他们实在是难得看到一次电影。我与部队干部商量后,开着我们的“北京212”电影车,到远离部队20公里外的一个建筑工地,借来发电机,为部队战士和群众继续放映未放完的电影……
电影,给我留下的印记很多很多,有小时候看电影的,有我参军入伍后亲自放映电影的,有我担任影视技术教员亲自教部队影视技术学兵的,有参加军队和地方影视技术比武,获得各级表彰的,有在军校参加影视知识竞赛获得好成绩的。
而今,每当与家人去电影院看电影时,我都会说起在部队当电影放映员的难忘经历;每次翻看收藏柜里的一枚枚军功章或荣誉证书,我都会把这里面的故事一个个讲给儿子听……
电影,锻炼了我,激励了我,改变了我。
电影,与我有着难解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