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祖籍诸暨。他是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任职期间，曾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废去忠君、尊孔等信条。

当然，他最为普通人所知的，是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至今还让国人向往。

当时蔡元培对北大进行改革，是有背景的。

因为当时的北大，可不是我们现在印象中万千学子和家长神往的最高学府。它的前身是1898年由清政府创立的京师大学堂，本身是因维新运动而起，目的是培养官员。学校的主体部分叫“仕学院”，学生必须是进士、举人出身的七品以上京官，倒像是干部进修学校，显然不是培养学问家，而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当官。

正因此，其时的“学风”是很差的。蔡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写到：

“所有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作中堂或大人”。

据说有学生带着听差上课，听差动辄屈膝打扦，口呼“请大人上课”。上体育课时，教员口中喊的都是：“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

这样的学校，怎么开展教学，怎么培养得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因此，“当北大校长”当时并不是什么好差使，1912到1913年一年间就换了四位校长，其中章士钊没有到任，其他校长均是到任不久便辞职。干不下去呀！

也因此，蔡元培接到担任北大校长的邀请时，也是有点犹豫不决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有这种心态的表露：

“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该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蔡元培先生是有浙江人的个性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问题？没关系，想办法解决它！这也是体现了他所追慕的浙江人王阳明的“心学”精神的——他说：

“明之中叶王阳明出，中兴陆学，而思想界之气象又一新焉。”

如今他也想走一走圣人的路。于是有了他的北大革新。

革新是成系统的，有很多值得记住的大事；但今天我们只看几件小事——小事中也有真精神。

01向校役们脱帽行礼

那是蔡元培到北大报到的头一天。

按照惯例，校役们都在门口排好队，恭恭敬敬地向新校长行礼。按以往的经验，新校长必是不理不睬，昂首挺胸，在众人注目中进入校门，最多也不过是微微颔首吧。

结果，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蔡元培竟然摘下礼帽，规规矩矩地向校役们鞠了一躬。并且不是只这一回，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也都脱帽鞠躬回礼。

这事很小，不过是行礼之事；这事又很大，这其实就是北大改革之始。

因为蔡元培向校役、校警“鞠躬”，打破了严格的“身份藩篱”，人与人，不管身份如何、学问大小、职位高低，作为“人”，作为北大的一员，相互是平等的，都是为办好教育服务的，是为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人才服务的。

如今，我们有很多知名大学，会在迎新或者毕业典礼上，把食堂师傅、宿管阿姨等等后勤人员请上讲台，让他们与师生一起分享教育的盛事，我觉得这与蔡先生的精神正是遥遥相应的。

02开会请说中国话

在蔡元培任校长之前，北京大学开校务会议时，为了照顾外国教授，会议用语通常是英语。蔡元培就特别提议，凡是开教务会议，发言一律使用国语。

这时外国教授们反对了，说他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反问：“假如我在贵国的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讲中国话呢？”

这当然不可能，直到现在也不可能。所以外国教授无言以对，后来北大开会就用中国话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蔡元培的自信：对文化的自信，对平等的自信。

在他看来，在中国大学的会议中，使用中国话，是天经地义的，是平等的要求。这其实也是一种“话语权”，只不过，不是用这权去压倒谁，而是用这权来取得平等。

只不过，这话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要说当时民国，国家弱到极点，面对强权西方国家自然也是伏低到了极点；就算是我们现在，学校教育中，在强调英语是世界语，必须学好的同时，是不是也有点贬抑自己自己的母语呢？

说到底，“崇洋媚外”思想还未消解。

由此，更可见蔡元培先生的刚性，话语虽小，却是坚持“以我为主”的事。

03不要丢掉常识

蔡元培校长有一次问学生：“五加五等于多少？”结果学生们都不敢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个学生鼓足勇气回答说等于十。蔡元培笑着说：“对啊！青年们切不可崇拜偶像啊！”

其实学生们不敢回答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会不会类似于“歌德巴赫猜想”呢？不然校长怎么会拿这么简单的题目来问呢？里面肯定包含着深刻的道理。

很遗憾，并没有。

校长考他们的，并不是能不能思考深刻的道理，恰恰相反，是考他们能不能按照常识思考和回答问题。

人有时是会丢掉常识的，特别是在遇到“权威”或“威权”人士的意见、观点的时候。

最熟悉的就是那“皇帝的新装”了，人人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人人又都不敢说皇帝没穿衣服。有一定程度是怕得罪皇帝，而更大程度上却是怕在皇帝面前显出自己的“无知”。

这实际上就是典型的“想太多”，那个没想太多的孩子，却根据常识道破了真相：“皇帝什么也没穿！”

蔡元培让青年人不要“崇拜偶像”，照我看，偶像还是可以崇拜的，只是在崇拜的同时，不要丢掉了常识，把自己的主见一并交给偶像了。

这在我们眼下也不鲜见，有多少崇拜偶像的年轻人，唯偶像马首是瞻，以他（她）的喜好为喜好，以他（她）的判断为判断，其实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灵魂。

值得深思啊！

本文涉及资料来自我近来读的《民国范儿》这本书，里面诸多人物，风采照人，颇可一读，了解那个时代，感受那种氛围。

以上浅见，不知朋友们怎么想，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