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妹妹学前班，知道妹妹被同班一个女生欺负了，就直接去找她的同学说以后不许欺负我妹妹。这同学不当回事，第二次欺负我妹妹的时候，我让我妹妹打回去了。结果，我被她同学的两个姐姐围着校园追。我还能干嘛，我只能跑啊，还好，跑累以后这事就不了了之了，都没有机会打成一团。农村小学的孩子之间也是左邻右舍，加上我和妹妹学习成绩在一个乡村小学还过得去，也算是有一点点乡村名气的，这梁子就没有结下。

那时候我也没有胆子闹大，我和妹妹是留守儿童，所有事情相互帮助，没有爸妈没有哥哥在家里撑腰的两个女孩子其实更怕惹来长久是非。估计那个时候是一份做姐姐的责任和使命感让我觉得非得做点什么吧。

后来我上了大一，妹妹还在县城中学读高二。下学期准备结束的时候，一开始妹妹偶尔打电话说不开心，我不以为意，安慰说宿舍问题的话，不喜欢的人不相处便是。后来她情况越来越不对劲。我妹妹本来就是和同班两个女生被编到隔壁班宿舍的，是隔壁班几个女生合起来欺负我妹妹。倒也不是打架，是女生惯用伎俩，把妹妹的东西弄脏，散布谣言，课间在走廊看到我妹妹就评头论足，在宿舍孤立我妹妹等。或许有些大人或者老师听起来会觉得司空见惯。但我在电话那边，听到她哭诉，听到她说呆不下去，第一次听到妹妹说不想读书的时候，我还能干嘛，我也只能哭。哭完以后，对做姐姐的来说，简直就是来自上天的考验。

妹妹当时是团支书，也有找班主任，只是她的班主任也是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她想帮我妹妹也没有什么权力可以帮妹妹调宿舍。我们家也没什么关系可以跟校长或者领导说一声就行的。想来想去，那个时候也不想什么妹妹的前程，妹妹的心理健康，只想着不能让她这样出来打工。然后就决定，帮她转学。四处跟以前的老师打听，转学有什么流程。打听清楚就和老爸说，我要帮妹妹转学。前前后后和爸妈说了之后，我就说，我作为一个姐姐过去要求转学，没办法说服校领导，还有可能被撵走。最后爸爸回来两天，陪我去了校长办公室。在等待校长，面谈校长这些过程，少不了从早上等到了下午才见的着校长。那是第一次强烈感觉到，农村人没钱没势的身份很卑微。

见到校长以后，也没底气说多厉害的，就可怜兮兮的说，我妹妹在这学校没法读书了，她现在成绩也不好，转学成功可能还能读一点书，不行的话，她现在也只能辍学了。校长也不大在意我们，就说，要转学也可以，我们这边放人首先还得有学校接受，你先看看哪个学校愿意接受你们吧。听到这话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一趟值，只要学校放人，就好办。

接下来张罗学校接收的事情，爸爸在当天就搭车返深圳了，说生意走不开。第二天就带着妹妹去二中找学校领导，大人找领导会知道找哪个人，会知道起码带一大袋水果或者一桶花生油。我和妹妹都不知道，农村来的谁也不认识，只知道找学校领导，我们要转学来这里。我们在二中副校长办公室坐下来等领导的时候，两个女孩子拘谨不安，不知道此事成不成。后来是一位钟副校长和一位梁主任一起过来谈话，了解了事情经过，我看得出他们的顾虑。他们担心我妹妹是一个坏孩子，是被另一个学校辞退的，我就直接问我妹妹，你高考打算考多少分。我妹妹只说不知道多少分，至少重本。后来他们还问了很多学习和班级干部之类的。估计两位领导感受到了我们的友善和诚恳，慢慢就和我们聊起天来。聊着聊着发现我在读大学，也是钟校长的母校，原来还是一位大师兄。我天性内心敏感，聊到带着妹妹读书的那些年，差点哭出来。最后，我记得是允了，只是忘了是当时允了，还是第二天过去才答应的。

接下来还跑了两天，跑去让各校长和部门签名盖章，跑去教育局改学生学籍资料，也是被一堆问题砸着，都是为什么一个姐姐带着一个妹妹在转学。

最后如愿以偿，我至今都为此事自豪。因为妹妹度过了一个充实美好的高三，有良师还有益友。一年后在大学宿舍和妹妹一起准备帮她报考，查到她的高考成绩踩线重本线，在宿舍开心得喊起来，妹妹则不敢相信这个分数，查了又查。

幸好，当时懵懂一点，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地成功转学，难的真是下决定，决定试一次，还好那份从小带着妹妹大的那份责任感让我勇敢过。后来，妹妹上大学的那两年都让她经常问候钟校长，感谢他们的收留和培育之恩，还好也是一个踩在重本的分数，没有辜负当时钟校长的决定。

这些年过去了，偶尔会看到校园欺凌的事，让人愤怒或震惊或惋惜心疼受害孩子。细想，幸好当时拉妹妹出来，不然后果不知如何。那些存在校园看似简单的争吵和宿舍日常，一旦变成群体性攻击，一个单薄孤立的孩子要怎么做才能逃过一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