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诗---《江南春》，表面上写的是江南大地鸟啼声声绿草红花相映，水边村寨山麓城郭处处酒旗飘动，南朝遗留下的四百八十多座古寺，无数的楼台全笼罩在风烟云雨中。实际上，这首诗反映的是南北朝时期梁朝在梁武帝萧衍的统治时期，整个南朝都沐浴在佛光之下，可是历史是无常的，梁武帝成也佛教、败也佛教。
梁武帝——萧衍出身兰陵萧氏。南朝齐国的时候时以门荫入仕，为“竟陵八友”之一。齐明帝时担任雍州刺史，为齐朝抵御北魏入侵。永元二年（500年），起兵攻讨东昏侯萧宝卷，拥戴南康王萧宝融称帝，次年攻陷建康。中兴二年（502年），接受萧宝融“禅位”，建立南梁。萧衍统治初期，留心政务，纠正宋、齐以来的弊政。为使各州郡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采取了更换异己、任用亲信，兼以讨伐的方针；改定“百家谱”，宽待宗室，注重调和门阀世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军事上抵御北魏南侵，一度在钟离之战取胜，维持了南北均势；后数次发动北伐，但战果不大。在位中后期，大兴佛教，修建寺院，三次舍身同泰寺，并随着年龄增长，开始怠于政事。太清二年（548年），东魏降将侯景发动叛乱，次年渡江攻破建康，萧衍被囚死于建康台城，享年八十六岁。谥号武皇帝，庙号高祖，葬于修陵。
细数梁武帝的功过得失，功过相抵而已，虽然萧衍在位期间南北朝维持了相对的和平均势局面，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百姓生活相对平稳。但是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毕竟身处在人治的时代，如果说萧衍在统治前期励精图治，有所作为，但是在统治后期这种人治的弊端就显现了出来，由于萧衍的昏聩无能和战略失误，直接导致了梁朝的灭亡。
首先就是过度崇信佛教，在萧衍统治时期，南朝有佛寺三千多座，绝大多数是在其在位期间建造的，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寺庙还有各种寺产，成为了一种新的剥削阶级，许多普通老百姓依附寺庙生活。寺中有僧尼近百万人，全都不从事生产，需要普通群众施舍供养，交税的人越来越少，接受供养的人越来越多，国家收不上来钱，各种社会事务就无法开展。寺庙每年都要举办大规模的法会，而这些钱都需要国家买单，使本就不富裕的国家财政逐步枯竭。更离谱的是。萧衍为了一己之私不仅对百姓民生疾苦视而不见，反而变本加厉，竟然三次“舍身”同泰寺。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南梁的大臣们无奈的向同泰寺捐钱，将他们的皇帝赎回，萧衍把自己作为人质为寺庙攫取了大量钱财。萧衍这样的行为不仅仅是信佛了，而是“佞佛”。如果一个国家的君主不把江山社稷放在首位，而是沉迷于这些虚无缥缈的宗教，那么带来的危害是无穷尽的。因为，佛教本身就比较消极，主张一切皆空，虽不否认个人努力，但却使人不求上进，唯一的好处是使当时居无定所，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们有了一丝心理安慰。而更重要的是普通百姓眼见当和尚什么都不用做依然可以过得很好，那么自己还苦苦的挣扎什么，干脆出家得了，长此以往国家控制的人口就会越来越少，国力势必衰弱。
其次，萧衍对皇室成员过于宽纵了，众所周知，封建时代的贵族本身就拥有种种特权，比如杀人不犯法，刑不上大夫，不用交税也不用服劳役，阶级矛盾本来就很尖锐。历来大有为之主对皇室成员都会采取种种措施加以限制，比如汉景帝，对七国之乱无情打压，汉武帝实行推恩令，逐步削弱贵族特权，使用主父偃打压刘氏诸王，鼓励揭发检举，刘氏宗亲无不畏惧，刘彻的权威被高高竖立起来，尽管某些史学家对此颇有微词，但这绝对是一条加强中央集权的必由之路。反观萧衍，只要是自己的宗亲一律选择放过。虽然萧衍与宗亲门有亲戚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萧衍是君，宗亲再亲也是臣，君臣之分早定，萧衍把君臣与宗亲混淆，实际上养虎为患。比如，萧衍的第六个儿子萧纶杀人了被下属举报，萧衍对此不闻不问，即便是萧纶贪恋皇位，谋划杀了萧衍自己当皇帝，如此违反人伦的大罪萧衍竟然还是选择放过，这样的后果就是南梁萧氏子孙胡作非为，百姓民怨沸腾，阶级矛盾越来越大。
第三，纵容自己的敌人，萧衍年岁大了智商也出了问题，东魏将领侯景因为内部矛盾而举兵造反，但是势单力薄，他不得不向外部求援，彼时，西魏和南梁都是东魏的敌人，侯景选择同时向两个割据政权投降，与西魏不断打击侯景不同的是，南梁给了侯景极高的礼遇，不仅派出北伐军接应侯景叛军，甚至是要什么给什么。南梁北伐军与侯景叛军被东魏军队打的大败，侯景跟随败军进入江南，萧衍好吃好喝的供着，侯景好像是一个尊贵的客人而不是走投无路。侯景以自己的几百残军为班底，不断向梁武帝萧衍索要各种军资器械，萧衍不仅不警觉，反而认为自己可能做得不够，只要侯景提出要求，萧衍一律满足，最后侯景势力不断壮大，攻破建康城，梁武帝萧衍被活活饿死，结局不可谓不惨。南边五十多年的和平被打破，再次陷入战乱。
萧衍，一个有才能的人，一个有“德行”的人，一个宽容的人，一个纵容敌人的人，他曾使南朝辉煌，也最终导致了梁朝灭亡。怎么说的，一个有才能的昏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