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也有竞争极其激烈的高考，特别是最顶端的三所学校，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按首字母合称SKY，录取率只有2%左右。
韩国的教育热情放眼全世界都非常罕见。
比如韩国的25到34岁青年的高等教育学历比例高达69.3%，比其他发达国家都高，堪称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群体。
更特别的是，如果你仔细看韩国的公共教育总花费，会发现里面有的40%以上都不是政府预算，而是民间花费；
特别是高中教育的私人支付比例高达76%，这个比例在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中平均只有大约20%，这可还没算韩国普遍存在的课外补课支出。
包括韩国前十的大学里，只有首尔大学是公立学校，其他全部都是私立学校。
如果考虑韩国还有领先世界的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韩国领先世界的技术产业，是靠韩国家庭疯狂投资教育，“卷”出来的。
也就是说，韩国能在几十年间实现从农业小国到技术大国的产业迭代，背后是韩国家庭的巨额教育投资。
韩国家庭为什么那么喜欢“卷”教育？
这看似是韩国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的影响，其实没那么简单。
韩国的教育无时不刻都在体现韩国的压缩现代性。
第一，与空间压缩相关，是美国在韩国全盘移植了西方制度、习俗和价值观，只有通过正规教育才能接触到现代化知识。
在1948年后，美国有意识地挑选在美国留学的韩国人进入韩国政府，形成了向美国看齐的制度文化。
而为了能够在外来体系中迅速培养出官僚、工业、文化等领域的精英，本土韩国人在教育中也不得不遵循美国标准。
一方面，这种移植加速了韩国的现代化，但另一方面，却造成韩国教育的扭曲发展。
只有通过正规教育，韩国人才能在智力层面接触到美帝国强加在他们生活上的目标、前提和概念。
另一方面，韩国人对民族自立的渴望没有被纳入正规教育课程中，反而遭到了刻意的压制。
第二，与时间缩短相关，移植的正规教育成为社会发展和阶级流动的主要渠道，少数顶尖学校的校友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形成实质垄断。
韩国在军政府时代，形成了一个叫“陆法党”的特权群体，陆，代表陆军士官学校，法，代表首尔大学法学院，这两个机构的毕业生联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虚拟的“政党”，主导了当时的韩国政治。
韩国公务员考试的内容很多是顶尖大学的课堂教科书，从制度上固化特定学校的特权地位。
前面说过的SKY三所大学，则是大多数财阀家族成员和商界精英的母校，他们通过校友社交网络才能更好地在韩国管理家族企业。
韩国顶尖院校毕业的毕业生，往往会被冠以“学阀”的绰号，正是因为这份学历是享受特权的门槛。
虽然不能说族阀垄断顶尖学院，但如果不进入这些学校，基本无法再往上升级了。
韩国的很多职业由几个大学垄断录取，成为特权阶级，比如律师、医生等等，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长期抵制扩招改革，也造成这些服务的价格居高不下。
第三，与时间压缩有关，韩国人也深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热衷于通过教育获得文化资本，提高自己的地位。
传统韩国社会不重视女性教育，甚至韩国社会一度有高学历女性比低学历女性更难找工作的奇景。
但韩国婚姻有严重的教育分层，高学历男性绝对不考虑低学历女性，所以就算女性不一定能从学历中获得经济和政治参与的回报，但为了让女儿找个好老公，韩国家庭对女儿的教育投资一点都不手软。
韩国的现代性进程，是韩国政府负责推动经济发展，提供充分而稳定的就业，以及保证高学历的差别待遇，让家庭愿意继续“卷”教育，提供了庞大而且高水平的工业人力资本供应，反过来促进了韩国的压缩现代化。
这种分工合作，在韩国其他领域也类似，韩国家庭承担对个人的责任，而韩国政府承担对发展的责任，于是韩国就能够在压缩公共支出和社会福利的情况下，尽可能快地实现了现代化，成就了“汉江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