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端午寄来一箱荔枝，新鲜欲滴，还未吃完，今再看，先前红艳的外皮已蒙上陈旧之色。

苏轼有诗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便想，荔枝再好吃，但也不至于要“日啖荔支三百颗”，毕竟“一颗荔枝三把火”。抱着求证的心态，上网查了下，原来这个“三百颗”是用典，不是写实。

那么，苏轼最有可能是受了谁的影响呢？

应该是黄庭坚，黄庭坚直接用“三百颗”写荔枝留有一诗一词。“赠我甘酸三百颗”，出自其《谢陈正字送荔支三首·其一》诗曰：“十年梨枣雪中看，想见江城荔子丹。赠我甘酸三百颗，稍知身作近南官。”

黄庭坚后来还有一首“三百颗”的荔枝词。“日擘轻红三百颗”，出自其《浪淘沙令·荔枝》词曰：“忆昔谪巴蛮。荔子亲攀。冰肌照映柘枝冠。日擘轻红三百颗，一味甘寒。重入鬼门关。也似人间。一双和叶插云鬟。赖得清湘燕玉面，同倚阑干。”

词作里，“荔子亲攀”，黄庭坚“日擘轻红三百颗”，亲手摘、亲手剖开荔枝三百颗啊，也恰恰正是“日啖荔支三百颗”之意。

那么，这“三百颗”之说，是黄庭坚的发明独创吗？

不是的，黄庭坚也只是“借用”，他的学习认知里，“三百颗”原本是用来说橘子的。中唐韦应物《答郑骑曹青橘绝句》诗云：“怜君卧病思新橘，试摘犹酸亦未黄。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

对于这首诗，与黄庭坚同为“苏门六学士”的陈师道著有《后山诗话》，书中记载黄庭坚评论说：“韦苏州诗云：‘怜君卧病思新橘，试摘才酸亦未黄。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余往以谓盖用右军帖云‘赠子黄甘三百’者。比见右军一帖云：‘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苏州盖取诸此。”这样校论诗艺的“诗话”恰好表明，黄庭坚、陈师道等一众苏门师友，对于诗歌的研习，雅意所在，也有力求“本真”的努力。

而文段里的“右军”指王羲之，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王羲之行书《奉橘帖》曰：“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是王羲之写给友人的书信，赠送橘子三百颗给友人，其意殷殷。

顺承梳理下来，关于“三百颗”传递，则是王羲之-韦应物-黄庭坚-苏轼；“三百颗”的书写对象也从橘子变为荔枝；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抒情摹写上，苏轼一改寄赠果品变为恣情适意的“自吃”。

由于苏轼影响巨大，“三百颗”成了著名的东坡典故，历代文人们写柑、橘、荔枝等“三百颗”的诗词有很多。明代陈献章《谢琴月惠荔枝》诗有曰：“长夏风雨过，西良荔枝熟。……在德不在物，岂谓穷口腹。东坡三百颗，日啖不知足。长为岭南人，千载披心曲。”

还是这篇中肯，“在德不在物”，不要目标朝着“三百颗”吃吃吃，毕竟短时间内大量进食荔枝风险很大，“三百颗”那是用典，而且苏东坡这样写，话语的重点其实在于下一句“不辞长作岭南人”，重在披露他“长为岭南人”的心曲。

荔枝保鲜时间极短，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冷藏也就十天左右。专家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荔枝不要超过15个，儿童一次最好不要超过5个。因为吃多了真的容易上火，且心烦失眠、咽干口燥的人最好少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