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在一个单位干的不称心，想跳槽到下家，在体制外的单位，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了。并且现在人才市场供需信息透明，双向流动活跃。猎头公司和人力资源公司等中介也非常发达，只要是两厢情愿，调动很快就达成。甚至很多人频繁的跳槽，不断地在寻寻觅觅，社会给予了充分的宽容和自由。
然而在体制内跳槽绝非易事，壁垒森严，有时候简直是难于上青天。除非是组织安排的体制内部系统的交流，比如领导干部的交流调任，教育局所辖学校教师的交流。如果是自己要求的调动，哪怕是你联系好了接收单位，要心想事成，也绝非轻而易举。
体制内要求公职人员服从命令是天职，无论处在什么岗位，都是为人民服务。安排什么岗位那是组织人事部门考虑的事情。分配什么岗位就老老实实干什么岗位，不允许见异思迁。对于有想法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往往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给你穿小鞋、贴标签。由此给你跳槽的路上设置重重障碍，让你插翅难飞。
相对而言，体制内的人事管理较为封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虽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地向纵深推进，但要真正实现人才自由流动，尚需假以时日。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是吃尽了调动的苦头。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还是小县城的中学老师。那个时候广东沿海经济发达，很多人才趋之若鹜，掀起了“孔雀东南飞”。我也欣然前往。通过讲课面试，当地学校求贤若渴，许诺优厚的条件鼓励我调过去。我兴冲冲地拿着商调函找到了校长和教育局长，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我是高三高考把关老师，我一走一时无人取代，会严重影响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当时我一介农家子弟，上天无门，找不到什么领导打招呼，调动只能胎死腹中。
第二次调动的失败，是我在大学任教期间。当时全国启动在法院检察院系统开展从社会公开考试招录公务员试点。我当时报考了省检察院，并以笔试面试综合成绩遥遥领先的优势入选了。当检察院政治部到我所在的学院商调的时候，学院书记说我与学校签订的人才服务期限未满，不同意放人。检察院也不会为我积极争取，因为后面找关系在候补的大有人在。而当时我也找不到关键的人打招呼，又再一次错失良机。
人生关键处的两次调动均以失败告终，留给自己的是深深的遗憾和懊悔。本来人生有很多种可能， 本来体制内的流动属正常的调动，特别是考省检察院本就是全国启动的公务员考录制度改革，但没有关系照样不成。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我这紧要处的几步就这样活活被耽搁了。
纵观我自己的人生境遇，想起前一阵网上炒得很热的一句话，只有时代的马云，没有马云的时代。个人的命运只有顺应这个时代的大潮，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由于过去人事制度开放程度不够，各地方各单位画地为牢，未能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人才开放流动格局。想要调动跳槽，只有各显神通，比拼关系打通关节方能成功。而没有关系路子的则寸步难行。
为什么时至今日，体制内的调动依然如此艰难？既存在调入难，找愿意接受的单位难；也存在调出难，愿意放行的难。我对照自己的经历经过思考分析，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落后地区在抢人大战中居于劣势，不得已采取种种种行政手段阻止人才流失。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同样的工作，哪里待遇好，人性使然推着人才往高处走。而相对落后的地区面临着人才的大量外流，无奈之际，出此下策，简单粗暴阻拦。近年来通过共同富裕政策，区域不平衡有所改善，但要真正平衡道阻且长。
二、人才逆向流动，发达地区编制容量有限。现在的调动大部分是出现在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流动，或者是基层单位向机关大院流动，这种逆向流动原单位放行不是问题，而要取得接收单位同意比较困难。因为现在编制管理非常严格，公务员编制由省级管理，编制总量控制。如果不加以控制，发达地区编制将会严重超编。
三、编制管理的制度设计，使得调动审批较为困难。现在编制管理一般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区县级以上政府都成立编制管理委员会，主任由政府首长，甚至是党委书记直接兼任。所以想要跨地区调动或者是基层向上逆向调动的，必须要经过党政一把手同意，这无形之中增加了调动的难度。我身边好几位想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迫切需要调动的体制内公务员，努力了几年现在还毫无进展。
可见，体制内低级别的公务员、事业编的调动绝非易事，目前仅有公务员、事业编公开招聘这条主通道。像教师、医生等事业编公开招聘机会还比较多、专业性比较强，交流调动的成功率还比较高。公务员的招考有年龄、专业等限制，公务员考试又被喻为“天下第一考”，就是想调动的公务员去异地再考也难以成功。公务员的跳槽调动只有华山一条路——商调，而这“商”字的背后，大家都懂的，无疑是一场心智、资源、人脉、机缘的考验。
新年伊始，衷心祝愿朋友们所愿皆所成，祝愿体制内盼着调动的越过高山，跨过难关，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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