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干满七天，林晚音才领到第一份工钱。账房先生拨着算盘， 眼皮不抬：“林晚音，七天，缺一个时辰， 扣五分，接线费纱超标， 扣一角，损坏梭字一个，培三角····实发，大洋六角；铜元二十枚。”那点微博的钱， 放在的粗糙的手掌中，轻飘飘的。而厂门口贴的布告上， 分明写着“日薪一角五分，月结”。杂七杂八的克扣名目，防不胜防。旁边是个年纪更小的女工低声啜泣起来，她因为发烧动作慢了点，被监工发现，不仅扣了工钱，还罚站了半个时辰。
阿珍姐。共友里有个三十多岁的女工，大家都叫她阿珍姐， 是这里的老人。她手脚麻利，沉默寡言，脸上有一道不太明显的旧疤。一次午间短暂的休息，林晚音她偷偷的从怀里摸出半个硬邦邦的窝头，就着冷水啃。阿珍姐发现林晚音在看，下意识窝头藏了藏，过了一会儿，才声说：“家里三个小的，等米下锅。男人去年工伤腿废了，厂里给了十块钱就打发了····这点工钱，得精打细算。”她眼里没有泪，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疲惫和认命。几天后，阿珍姐因为连日加班过度，晕倒在机器旁，头磕在铁架上，流了血。监工过来，骂骂咧咧地说她，耽误生产，叫人草草的抬到一边，连个郎中的都没有请。第二天，阿珍姐，头上缠着破布，脸色惨白，又准时站在了机器前。没人敢问，也没人多话。
林晚音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日复一日地劳作。手指被粗糙的纱线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 结成厚茧。腰背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酸痛难忍。晚上睡在拥挤不堪，气味浑浊的女工宿舍通铺上，耳边是其他女工压抑的咳嗽，梦呓和叹息，想着茵茵，想着远在岭南不知如的女儿的孤坟，想着自己一路走来的颠沛，想着这似乎没有尽头的，沉重的机器鸣。
振华棉纺厂的机器日夜轰鸣，像一头不 足的钢铁巨兽，吞噬着女工们年轻的光阴与力气。林晚音已渐渐习惯了这种节奏，手指在纱线间翻飞的速度越来越快，眼中的疲惫沉淀为一种更深的，近乎麻木的专注。但她没有真的麻木，她在观察，在学习这座城市的另一种语言--机器的语言，以及掌控机器的人，那套更冷酷的规则。
工头姓徐，四十来岁，身材粗壮，脸上总泛着一层油光，穿着比其他监工稍体面些的短褂，腰间别着一根短棍，眼神像钩子，总在年轻女工身上梭巡。他负责这个车间，权力说大不大，却能决定派工，记工，乃至去留。
起初是言语。徐工头走到哪个女工身后，总爱指导几句，粗糙的手掌不经意地搭上肩膀，顺着脊背滑下，停留的时间远超必要。女工们大多瑟缩一下，不敢声张，只把头埋得更低。林晚音也未能幸免。一次她接线时卡了壳，徐工头踱过来，浓重的烟味和汗味扑面而来。“手脚这么笨？”他嗤笑着，一只油腻的手中重重的拍在她的背上，几乎将他压向机器，另一只手却趁机摸向他腰间。林晚音浑身一僵，猛地侧身避开，手中的纱线啪一声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