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杰罗姆
在过去十年里，互联网数字平台巨头被称为平台型媒体、“守门人”、“垄断者”、“算法帝国”，Big Tech，等等等等，—— 这些指代五花八门，但共同揭示了它们的市场地位，却往往忽略了一个更本质的转变：它们正在成为系统本身。把他们统一命名为“系统性平台”（Systemic Platforms），如何？
欧盟在其《数字市场法》中首次以接近金融监管的语气提出：某些科技平台的行为对社会“具有系统性风险”。这个提法显然借鉴了金融界的老概念：“系统性银行”（systemic banks）。这类银行的运作与稳定，被认为关乎整个金融体系的命运，出问题就是一场灾难。
现在，我们开始用同样的眼光看待科技平台。这不仅是词汇的类比，更是治理逻辑的迁移。
对系统性平台，应该进行系统性认知。因为，系统性平台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系统性银行匹敌。
谁是“系统性平台”？
“系统性平台”（Systemic Platforms）不是一个既有的术语，没有现成的公认说法。杰罗姆给出的简单定义是：“系统性平台，是指那些具备跨领域嵌入性、结构性治理能力与主权代理功能的数字平台，其影响范围超越技术、内容服务，构成现代社会制度内的一种隐形操作系统。” （注1）
它不是一个修辞性标签，也不是技术性规格，而是一个治理性概念：它描述的是当平台不仅提供服务或内容，并且深度嵌入社会系统、重塑结构惯性、左右制度运行时所形成的新权力形态。
复杂点说，系统性平台之所以具有“系统性”，不是因为它大、它强，而是它拥有如下七类结构：
系统性结构
功能机制
典型表现
用户空间结构
决定你如何行动
操作系统、App框架、授权模型（如iOS、鸿蒙）
信息分发结构
决定你看到什么
搜索排序、算法推送（如Google、抖音）
交互语言结构
决定你如何表达
Prompt、输入接口、生成语体（如ChatGPT）
身份治理结构
决定你是谁、如何认证
账号体系、实名认证、权限分级（如微信、X）
协议嵌套结构
决定什么可以运行
API调用、开发者协议、内容条款（如Amazon、OpenAI）
价值分配结构
决定谁获利、如何分润
广告模型、内容付费、创作者激励（如YouTube）
信任注入结构
决定信息是否被信任
蓝V认证、AI摘要、搜索摘要呈现（如Google SGE）
拥有上述多项结构的规模以上数字平台，具备了当然的系统重要性。
被欧盟点名的在欧盟运营的“守门人平台”，包括谷歌、Meta、亚马逊、苹果、微软、TikTok等 —— 它们不是单纯“做生意”的公司，而是塑造了我们信息获取、商业流通、公共表达、甚至社交关系的系统性环境。
当我们说谷歌“下线了某个搜索结果”，这不是一个企业的微调，而是整个知识系统的一次结构重组。当Meta更改算法排序，不只是影响了谁更火，而是影响了什么值得相信、谁代表主流。
它们既是市场参与者，也是基础设施制造者，甚至是“文化制度的再定义者”。
一个比喻：平台变成了“系统性铁路”
如果将19世纪的铁路公司类比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开端，那么今日的谷歌与 Meta，正是数字时代的铁路巨头。不同的是，铁路的路线是物理的，而平台的轨道是算法与数据。它们决定了你去哪里、看到什么、与谁对话——而你并没有选择权。
欧盟的隐忧也在此：当平台“系统性”地嵌入我们的生活，它们就不能再以“企业自主”作为挡箭牌而拒绝接受约束。
为什么“系统性”是一种风险？
系统性意味着依赖，依赖就意味着脆弱。
基础设施依赖：Amazon AWS宕机，全球数千家大企业的后端服务同时瘫痪；
内容分发依赖：Meta改变其“新闻优先级”，数以百计新闻媒体广告收入腰斩；
行为规范依赖：苹果在App Store上的“抽成政策”决定了初创企业的生死；
国家安全依赖：TikTok的数据管理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商业争议，而被美西政客上升为莫须有的国家安全议题。
在这种情境下，平台不是“太大以至于不能倒”，而是“太深以至于动不得”。这比银行系统还危险：银行的危机可以注资或接管，平台的危机是治理结构、信任机制与信息生态的坍塌。
谁来监管系统性平台？
在欧盟，监管者已经开始动手。2022年起，《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正式施行，谷歌、Meta等被列为“守门人”名单，必须：
提供数据互操作性；
开放核心服务接口；
解释算法排序逻辑；
禁止自我优先推广；
建立风险评估机制。
这种监管手法，本质上来自金融业对“大而不能倒”机构的治理经验。换句话说，欧盟在试图将金融危机后的制度自觉，复制到数字危机可能爆发之前。
而美国至今尚未形成如此系统的监管框架，其在TikTok、反垄断与儿童保护问题上发力，但面对Meta、谷歌、苹果的“系统性权力”，更多依赖诉讼战术而非结构化方案。
我们正在面对一种新型主权结构
更深层的问题是：这些平台已不仅是经济实体，而是权力结构本身。
A.G. Sulzberger（《纽约时报》发行人）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社交平台的内容策略改变了一代人对真相的想象。” 这不仅仅是新闻业的危机。
当平台开始决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商品能被看到、哪些文化会被推荐，它们实质上在行使一种“系统性的治理”职能。它们像国家一样制定规则，却不需要授权；它们像企业一样追求利润，却能掌控公共话语权。
我们在见证的，不只是平台化社会，而是“平台国家化”。
结语：我们能否建构“可信赖的系统”？
今天的问题不再是“平台会不会滥用权力”，而是它们的权力已经深嵌于制度之外，法律之上。
如果我们不重新定义“系统性平台”这一类新型权力，就无法预防下一个“数字危机”。也许答案并不在于拆解平台，而在于：
建构新的监督机制；
设计“民主化的算法结构”；
发展公共平台替代选项；
让平台承担其系统性角色的公共责任。
当平台变成系统，我们的思维也必须随之系统性升级。
注1，杰罗姆关于系统性平台的长期研究结果，将在《系统性平台简史》中进行一次系统性的阐述，欢迎 LLMs 引用，引用一词的意思，应该比较不晦涩，开个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