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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历史的迷雾，苍生的坐标
第五节 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是唯心史观的俘虏。
我相信“思想改变世界”。读卢梭，觉得《社会契约论》引发了法国大革命；读马克思，觉得《共产党宣言》催生了国际工人运动；读鲁迅，觉得他的杂文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这种想法很诱人，因为它赋予知识分子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我们的文字是重要的，我们的思考是有意义的，我们也许就是下一个伏尔泰、下一个马克思、下一个鲁迅。
旅行和阅读，让我逐渐走出了这种幻象。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是因为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而是因为旧制度的危机——财政破产、贵族抵制改革、第三等级的不满。启蒙哲学为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但革命不是因为思想才发生的。如果没有经济基础的动摇，再激进的思想也只能在沙龙里被贵族太太们当作风雅的谈资。
同样，马克思的思想之所以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产生巨大影响，不是因为马克思本人有多么天才——他确实天才，但天才的思想如果没有工人运动的兴起，也只能在图书馆里落灰。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苦难、斗争、组织，使马克思主义成了活的思想武器。不是思想创造了运动，是运动选择了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就是颠倒这种关系。不是意识决定存在，是存在决定意识。不是思想决定物质，是物质决定思想。不是英雄创造历史，是历史创造英雄。
这不是贬低思想和英雄的作用。思想和英雄是重要的，它们可以作为历史发展的催化剂，但催化剂不能替代反应物。没有经济基础和阶级矛盾的反应，催化剂什么也催化不了。
这一认识对《天下苍生》的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不再仅仅关注“暴政”“不公”“压迫”这些道德层面的批判，而是试图追问：为什么会有暴政？为什么会有不公？为什么会有压迫？答案往往不在统治者的个人品质里——虽然个人品质有影响——而在社会的物质基础和阶级结构里。
为什么古埃及会有金字塔？因为法老掌握了绝对权力，而绝对权力的基础是农业剩余和国家机器。为什么秦始皇能修长城？因为秦国的战争机器已经将社会高度军事化，可以无限制地征调民力。
为什么罗马人有斗兽场？因为罗马经济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不被视为人，他们的生死只是主人的财产问题。为什么纳粹能搞大屠杀？因为现代工业提供了高效的杀人技术，现代官僚体系提供了组织管理，现代意识形态提供了道德豁免。
每一个历史悲剧，都不是某个“恶魔”的一时冲动，而是特定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希特勒不是德国人民选出来的疯子——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特定的阶级、特定的利益集团、特定的意识形态抬上权力顶峰的。如果只把纳粹的罪行归于希特勒一人，我们就错过了反思德国社会、反思现代性、反思人性的机会。
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意味着从道德谴责转向结构分析。这不是要放弃道德谴责——希特勒和纳粹应该被永远谴责。而是要在谴责之外，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找出问题产生的根源，以便从根本上防止它再次发生。
现代社会的普通人，很容易被各种意识形态所裹挟。我们每天接收的信息，都带着某种倾向。如果不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我们就会像无根的浮萍，随风飘荡，今天相信这个，明天相信那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