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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缔结以后，人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如何分配所有物，使每个人在将来也能享有物品。习惯使我们想到，每个人都应该继续享有现在占有的东西，他们对于这些物品享有财产权和永久所有权。我们可以感觉到，使用的得心应手的东西最不忍放弃，从未享用过的物品即使没有了也不会觉得不便。因此，人们同意让各人继续享有他现在所占有的东西。在社会最初形成时期，把财产权归于现实占有者的规则是非常有益的，但如果永远遵守反而会有害。因为这个规则排除了财物的偿还，还使各种非义行为得到认可和奖励。

我发现主要条件有四个，即占领、时效、添附和继承。我们将简略地考察各项，先从占领谈起。

财产权是由时间产生的，所以它也不是实在的东西，它是时间和情绪影响下的产物。

割让要得到当事人，即所有者的同意，根据同意转移财产是基于自然法建立的。

许诺不能自然地产生任何义务。如果许诺产生了新的义务，而新的义务以新的情绪产生为前提，可是意志永远不能产生新的情绪，因此任何义务不能自然地产生于许诺。

人类要有知识才能制定并遵守许诺，可是这种知识不应该超出人类的能力以外。根据社会经验，每一个人都会发现这些利益，当他看到其他人也有同样的利益感觉时，他就会立刻履行协约中所承担的义务，因为他确信，其他的人也会履行他们的义务。要形成这种协作或协议，只需要每个人感觉到履行约定是有利的，并向社会中的其他成员表示出那种感觉来。利益是履行许诺的最初约束力。

每一个新的许诺给人增加了新的道德义务，这种义务既然发生于他的意志，所以它就具有了最为神秘而不可理解的作用。

许诺没有自然的义务，它只是为了社会的方便和利益而做的一种人为的设计。一个受了重伤的人许诺医生，治好之后会给他一笔巨款，他就有了践约的义务；如果一个人许诺会给强盗同样数目的钱，他会有践约的义务吗？这两个例子在我们的道德感中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其原因在于道德感是否建立在公益上面。

利己心才是正义法则的真正根源，人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制定正义法则，而且由于他们对利益的计较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符合于某种行为体系。这个包含着各个人利益的体系，对公众自然是有利的。

义务和财产权完全依赖于正义和非义，并且随着它的变化而变化。在正义完整的地方，财产权也是完整的；在正义不完整的地方，财产权也必然是不完整的。反过来说，如果财产权不允许有某种程度差别，那么正义必然也不允许有这种差别。

为了减少破坏，我们要找到一个方案，能够使人们借以克制他们自身的弱点，使自己的行为永远归于正义和公道法则之下。我们既然不能改变自己的本性，那么只好最大限度地改变我们的外在条件和状况，使遵守正义法则成为我们最切近的利益。对全人类来说这一点是行不通的，只有少数人才能办到，因而我们就使这些人和执行正义产生了直接的利害关系。这些人就是民政长官、国王和他的大臣、长官等等。他们不报有任何谋取利益的目的，特别是对非正义的行为，他们满足于履行任何社会责任和义务。他们每一次执行正义都事关所有人的直接利益和切身福利，因此他们的执行正义是维系社会所必需的。这就是政府和社会的起源。

尊重财产对自然社会固然是必要的，而服从政治社会或政府也是同样必要的。既然这两条规则都是建立在同样的利益约束之上，就必然各自有其独立的权威，彼此互不依靠。

是公益使我们产生了服从，形成了服从的习惯。如果利益首先产生了对政府的服从，那么如果利益停止，我们的服从义务也就停止了。

虽然政治学和道德学都主张反抗最高权力是正当的，但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一件事比这件事更为有害、更为罪恶。革命总是要引起动乱，而且它以推翻政府为目的，这会在人类中间引起无政府状态和极为混乱的局面，所以我们对反抗学说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

我们必须承认，在公共事务方面，如果没有其他权利来对抗它的话，强者的权利必须被认为是合法的，并被道德学所认可。

时间和习惯把权威授予一切政府形式和国王的继承，这样原来建立在非义和暴力之上的权力，就逐渐变成合法的、有约束力的权力了。

特殊的事物比较容易影响想象。当情绪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是模糊不确定的时候，情绪就难以刺激起来。因为并非每一个特殊的正义行为都是有益社会的，整个行为体系或制度才是对社会有益的。由正义得到利益的，或许不是个体，而是社会的整体。虽然特殊的慷慨行为或者对于贫苦人群的救济都是有益的，后一种德要比前一种德更容易影响我们的情绪，激起我们的赞许。

在交际场合中，如果不是十分地出人头地，我们总是应当装作是最低微的人。可以说一种骄傲或自尊，如果掩饰得好且有很好的根据，是一个尊贵的人所必需的条件；而且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赞美，没有其他性质比这种性质更为必要。是习俗要求各种等级的人互相恭敬和谦逊，在这方面越犯规矩的人，如果是为了利益，会被人指责为卑鄙；如果是出于无知，则会被人指责为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