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水浒传》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作品，曾被清代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评定为“天下第五才子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在西方一些文学批评家看来，《水浒传》的写法却被大加挞伐。
《美国学者论中国文化》一书主编罗博洛认为：“108位英雄好汉在一系列乱糟糟的、互不相关的故事情节中上了梁山。”
蒲安迪在研究了《水浒传》等作品后，归纳了西方对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的看法：“总而言之，中国明清长篇章回小说在外形上的致命缺点，在于它的缀段性，一段一段的故事，形如散沙，缺乏西方Novel那种头、身、尾一以贯之的有机结构，因而也就缺乏所谓的整体感。”
客观而言，这些观点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直接套用西方传统叙事理论来评判中国小说，似乎有失偏颇。
单线纵向式是《水浒传》情节结构的基本特征。以第71回为分界线，全书上半部以人物为中心，由数十个独立单元连缀而成。如2-３回以史进为中心，３-7回以鲁智深为中心，7-11变成林冲，23-32回则是武松等。
如此形成一个个人物分传后，小说再在第71回安排108位好汉大聚义，从而完成诸多人物的合流。当然，这一系列的人物单元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由上一单元的人物引出下一单元的人物，前后贯通，环环相扣。这种结构形式可以称之为“钩锁连环式”。
《水浒传》小说的下半部则以事件为中心，主要写梁山接受招安，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平方腊的故事。
施耐庵（《水浒传》作者为谁至今存在争议，姑且以施代称）为什么要用这种结构模式来写呢？除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在于，这种结构模式的运用，与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相关。
《水浒传》讲述的是北宋末年山东、河北一带绿林起义的故事，其主题思想可以概括为“官逼民反”、“忠义双全”两大关键词。
为了突出“官逼民反”这一主题，作者描写了108位身处社会中下层的官员与普通百姓，在皇帝昏庸、奸臣当道的时代背景下，劫富济贫，替天行道，最终“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过程。不难看出，这种人物传记式的叙事方式，可以更集中地凸显小说的主题思想。
《水浒传》上半部通过叙述108将被逼上梁山的经过，充分褒扬他们的英雄之气、侠义之举；下半部的表述核心则由“义”转为“忠”，叙述梁山好汉接受招安之后如何顺天护国、尽忠报君。
总而言之，《水浒传》的结构模式是由其主题思想所决定的。反过来说，其主题思想也在这样的结构中得以很好地完成。
由此可见，《水浒传》的艺术结构绝不是靠强行撮合、简单拼凑而形成的，这部书从局部到整体，从外部到内核，都有一根神理贯通其间。其外部整体由“天降魔星，替天行道”来统摄，局部和整体之间由“官逼民反，赴聚梁山”来关联，内里局部还由“义气为重，忠心为本”来沟通。这贯通其间的神理，即对小说结构起着统摄作用的主题思想。（老王不卖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