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少军 图/网络
小圣乐·骤雨打新荷
元好问
绿叶阴浓，遍池亭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朵朵簇红罗。老燕携雏弄语，对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似琼珠乱撒，打遍新荷。
人生百年有几，念良辰美景，休放虚过。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命友邀宾玩赏，对芳樽，浅酌低歌。且酩酊，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
元好问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金元时候的诗人，而最熟悉的诗句莫过于《摸鱼儿·雁丘词》里的那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被人们到处使用。
而这只是他十六岁时候的作品。
至于我对元好问比较熟悉，也不是因为我专门地研究了他，而是在我的卧室里挂着刘士超写的行楷四条屏，内容就是元好问的三首诗，每天都能看见好几遍的：
眼处心声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
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卢？
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
第一首诗批评了像西昆体的诗人们眼睛里面没有现实的生活，只是简单地模仿前人，就像在黑暗里摸索，是永远达不到上乘的境界的。
第二首诗以李商隐的《锦瑟》为例，说他的诗艰涩难懂，写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第三首诗批评卢仝，说他的诗追求险怪，玩弄技巧，虽模仿韩孟，却只得皮毛。
像这样的作品，他一共写了三十首，放在一起，叫《论诗三十首》，至于我为什么喜欢这三首诗，要张挂在卧室里面每天看上几眼，因为我总觉得文学就是写生活，要平白畅达接地气，元好问在这里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元好问在创作中也忠实地贯彻了他自己的文艺理论，就像我们这会子要说的《骤雨打新荷》，写的就是他自己的生活。
如果单看题目，我们可能会担心那一池新荷的遭遇，叶嫩花初，怎么能够抵御这样一场催残！
在炎热的盛夏，荷搪无疑是个绝佳的去处，就这一点，元好问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绿叶阴浓，遍池亭水阁，偏趁凉多。”
因为天气的炎热，这凉意就显得弥足珍贵，从而透露出了作者的喜悦之情。
我们发现，古人好像不那么喜欢夏天，因为留下来的诗文相对其它几个季节要少得多。但只要是写夏天，往往离不开写荷。
而我自己，就最喜欢周邦彦的那首《苏幕遮·燎沉香》：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真是写足了荷的精气神。
但在元好问的笔下，荷塘的光景也特别的清爽和明亮：在一片碧绿的荷叶间，有多多亭阁，这里正好纳凉。
当然，他也没忘了点染一下周围的环境：“海榴初绽，朵朵簇红罗。”这样，在绿波之上，又有了红花相伴。
在这么美妙的环境里，如果没有几声鸟啼，是一件令人比较遗憾的事。
接下来果然写到了鸟啼之声，而且与众不同：“老燕携雏弄语。”不仅有鸟啼，还有蝉鸣：“对高柳鸣蝉相和。”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乳燕弄语，该是多么娇软动听的声音呢。而且着一“弄”字，这声音一定是时而高，时而低，时而疏，时而密，这都是一串一串的乐音呢。而那高柳上的鸣蝉，也一定是刚刚蜕去了皮壳，发出清越的叫声，和雏燕来了一番共鸣。
现在，荷塘山馆，凉风扑面，鸟语花香，作者的心情应该是更好了。
一场“骤雨”，打破了这里的宁静：“骤雨过，似琼珠乱撒，打遍新荷。”
我们一开始的担扰，显然是多余了，因为为作者把这忽然撒落的雨滴，比作了珍珠。
苏轼在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雨时，也用到了这个比喻：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荷叶上有一层细密的茸毛，水滴打在上面，并不会浸湿了荷叶，而是像水银一样滚来滚去。现在有了这一阵骤雨，自然是“似珍珠乱撒”，大珠小珠落玉盘了。
但是真正的意趣并不在这里，而是作者在这亭阁里面，可以听到雨过荷塘时的声响。
这是让不少人为之沉迷的一种声响。即便是残荷，只要有雨，也可听得。比如李商隐在《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一诗里写到：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在这样一个不眠的夜晚，有枯荷秋雨的声响，也可略慰相思，稍解寂寞。
如果没有雨，风总是会有的。司空图在《王官二首》里面写到：
风荷似醉和花舞，沙鸟无情伴客闲。
总是此中皆有恨，更堪微雨半遮山。
风过荷塘，总有别样的景致和声响。但正如司空图所说，你只有足够“闲”，才能体味其中的妙处。
而这正是元好问在这首散曲的上半部分要表达的意思。只有身心俱闲，才可听雨过荷池，乳燕弄语。
这不是故作高雅，而是有元一代汉族知识分子的一种无奈。同样受到打压，和魏晋一部分士人不同的是，元代汉族知识分子并不放诞，并不孤傲，并不言玄，而是好多人选择退守山水。
而和魏晋士人相同的一点是，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个人的局限性。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面说人生“修短随化”，谁也逃避不了“终期于尽”的现实，从而认识到“一生死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苏东坡在《赤壁赋》里借“客”之口，说英雄如曹孟德者，“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却早已死去。而普通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所以只能感叹人生之须臾，徒羡长江之无穷。
同样想到人生苦短这样一个现实，苏东波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这同样也是元好问在《小圣乐》 的下半部分提出的观点：“人生百年有几，念良辰美景，休放虚过。”
和苏轼等人不一样的是，元好问认为人生“穷通前定”，不必“苦张罗”。
这应该是那个绝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无法通过努力和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时代，造就的消极避世的思想。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池子水清，我用它洗缨，这池子水浊，我就用它来洗脚。换句话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林语堂说，中国知识分子在得志的时候，是儒家的，失意的时候，是道家的。
这就好，心灵总有个寄托的地方，灵魂总有个安放的处所。
而元好问也在这荷间玩得不亦乐乎：“命友邀宾玩赏，对芳樽，浅酌低歌。且酩酊，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 ”
管它时如飞梭，我自邀友“浅酌低歌”，不能不说，这是个很美好的状态。
关于“浅斟低歌”，柳永在《鹤冲天·黄金榜上》的最后也写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看来他们是同一路人。不过，这真是个艰难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