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哪里？日本人是谁？

20世纪30年代的陕西农村，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些答案。

地理位置，人种特点成了最次要的东西，北京也许不在最北边，日本人也许有的不是人。但倘若他们能明白，北京是首都，是心脏，而日本人是侵略者，是敌人，或许理解起眼下的世界会更合时宜。

领袖的言传身教可以使其明白，社会的宣传报道可以使其明白，自发探寻无法理解的场景与事件的根源也可以使其明白……摆脱无知和愚昧的方式并不单一，但依然有很多人不知道且不愿意知道。

一日，在一路口看到个骑电动车闯红灯逆行没戴头盔的大叔被交警拦下，训导时嬉皮笑脸不以为意，一提到要罚款便急了眼破口大骂，竟吼出句“我骑自己的车还要你管唛？”

后事如何不知。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描述过如出一辙的事：“他们有时候显得愚昧而蛮横，但实在他们没有害人或自害的意思，他们是按照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方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要想从这些“合理的方法”里跳脱出来，还是需要手把手的引导和强烈的自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