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打草绳子渡荒年

我们生产队的地势低洼，下大雨容易内涝，距离大队的排灌站远，浇灌困难，因而不下雨吧又容易干旱。所以，靠天收的我们队一直比较穷，工分的分值上不去。那会儿，好的生产队一个工4--5毛钱，也有5--6毛的，但是很少，大部分都在3—4 毛的水平。我们生产队属于第三梯队的。

1969年5--6月间，梅雨季节，那是我记忆中的一段难熬的时光，先是连天的大雨，老天就跟“漏”了一样，天天大雨不止，没几天，我们生产队的农田就成了一片汪洋，刚刚抽穗的早稻全部淹没在雨水中。社员们互相帮助，把住在低洼处的老人孩子用生产队唯一的一条捞泥巴的木船运到我们村上来，分散到各家去住。我们村是在小河的河堤上，地势高，一般的内涝是淹不到的，家家打满了地铺，住满了人。

大雨不止，为了防止我们村也会被淹没，父母亲决定把为我哥哥结婚而打好的一套家具搬到舅舅工作单位所在的龙山桥油坊去，那里是丘陵山区，就是发洪水也淹不到。从我家到公路205国道，必须要走约1500米的河堤。年久失修，再加上下雨路滑，河堤小道跟板车的车轮子差不多宽，如果板车拉的稍为歪一点，就有全车翻到河里的危险。那时我还小，主要是哥哥掌握车把手，我负责在前边背绳子或者从后边推，配合哥哥一起渡过难关，淋湿了全身衣服，饿的前胸贴后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一车家具一点雨没淋地运到了10多公里远的龙山桥。家具是不能淋雨的，否则会受潮，干了后会开裂。

与后面的遭遇相比，这一次运家具吃的苦头还真不算什么。

雨停了，水退了，但水稻全淹了，颗粒无收。这是我记事以来唯一的灾荒年，很小的时候虽然遇到过三年自然灾害，但毕竟那时还小，不记事，没有很深的印象。而这一次不同，我已经13岁了，而且下边还有弟弟妹妹要带要管，他们吃不上饭，我也很着急。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回来了，他带

回来一台打草绳子的机器，可以把稻草制成绳子卖出去换钱。踩踏机器可是个技术活，当天，哥哥和我就开始学习。多年后，每次回想起这台机器的事，哥哥总是会老泪纵横，他说：那年冬天，老五太可怜了，一双小手冻的跟红萝卜似的。

我们生产队搞副业，和芜湖市东方纸版厂合作，由我们队出人设点为纸版厂收购稻草，收购的稻草要打成大捆才好运输，而捆草就必须要有很粗的草绳子，我们的机器正好派上用场。在供销社工作的父亲有经济眼光，他先人一步，想到了投资买草绳机。

操作草绳机一般是两个人合作，哥哥往机器的两个喇叭口中喂草，我为哥哥递草。递草看着是不重的活，但递过去的草必须是干净整齐的，所以事先要对稻草进行整理，涮掉短的软的断的，留下长的顺的硬的，然后再涮上水保持湿润。灾年的冬天，特别的冷，寒冬腊月，天不亮就得起来收拾要足够一天用的稻草，双手冻的又红又肿，手指划破了结成了一道道血口子，哥哥心疼的不行也没办法，他一整天也是在机器上不停地踩呀踩，双手不停地喂呀喂，也是非常辛苦的。

还有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收购稻草的地点一般都不在家门口，而是在离家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地方，别的不说，草绳机的运输就是件麻烦事，记得第一个点是当涂县北边的薛津公社，离我家30多华里，那时个人家里是没有板车的，我哥哥和我用两根茶杯粗的树棍子绑起来作车把子，把机器架在上面拉着走，走着走着，树棍子越来越软，最后歪歪斜斜的倒向了一边。不仅如此啊，过了当涂县城还有一半的路程，全是山路，而且还都是上坡。那叫一个难拉呀，一步不使劲拽就不往前走。我们哥俩连拖带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30多里地，整整走了一天，天黑了才走到薛津，手和脚都打起了水泡。

“苦”字的内涵是有很多种的，同样说一个“苦”字，可不是一样的内容。我们去的第二个草点在安徽和江苏交界处的慈湖，一条干涸的小河，河这边的广播喊着“安徽人民广播电台”，河那边的广播喊着“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挺有意思的。晚上，运送稻草的兄弟们围在一起，听一个叫陈道发的大哥讲故事，他会讲评书，天天晚上说《三侠五义》、《隋唐演义》什么的，运稻草的七八个男劳力都是我们生产队的，冬天都出来为草点运送稻草挣些辛苦钱，而我和哥哥又是特别喜欢听评书的（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文化生活，能听到说评书就是天大的享受哦，何况还是禁止播讲的内容，没整明白哈，为什么凡是禁止的都是好东西呢），但我和哥哥都不能听，因为我们晚上要加班，不然，我们打的草绳子不够他们明天用的，就耽误运草的大事了，那个难受的劲儿啊，比不吃饭还难受。经常听到里边快乐的哄堂大笑的声音，我和哥哥只能是相视一笑，多少苦乐，多少无奈，都付一笑中。

吃苦受累我不怕，最怕的是不能读书，且看下一回：想读初中难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