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巴斯，每次听到他的名字就想起一个旧款的照机----奥林巴斯，他是我们在魁北克大学一起学法语的外国同学。他已有五十多岁了，个头不高。上课下课总是喜欢与中国同学在一起，还很高兴有个中国名字。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郑重地拿出写有他中文名字的课本，指着上面告诉我，他叫“林巴斯”。

他是印度人，却不会说自己国家的语言。在美国出生、长大，在那儿学习和工作，一呆就是三十多年，英语应该算是他的母语，但他自己不承认，他说：“所谓的母语就是咿咿呀呀”，并装作婴儿学语的样子。

他五十多岁开始学法语，学习的劲头可足了，上课的时候，总是穿上印有UQAM（魁北克大学）缩写字样的T恤衫，拿着UQAM的咖啡杯，象个热血青年活跃在课堂。只要选了和他在一起的课，每堂课都是热闹的，他总爱问问题和回答老师的提问，老师也总爱用他来造句子。“Linbas est triste,même s’il travaille fort, il n’a pas de A (林巴斯今天很忧伤，即使他很努力也得不到A), 的确如此，这件事很让他很懊丧。每次考完试，他一定要逐个个地问我们亚洲女生的成绩，其中有一个越南女孩。虽然我们上课不发言，法语说得也没他好，但不影响我们拿A。私下里我们议论过这个事，一致认为真的没必要那么在意，特别是在这里，拿A也不能当饭吃。有一次吃完了中餐，我们坐在一起说中文聊天，漫长地等待着下午的课。他一直都没吱声，过了一会儿，他严肃地打断我们，然后宣布：“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可以得A，是因为中文字那么complique（复杂）, 你们都能记得住，所以法语语法对你们来说très facile （太简单）”大家愣了一下都忍不住笑了，这个人也太逗了，其实他不知我们学法语的难处。

这个开朗的印度小老头，有一次却出乎意料的生气了。我们的Groupe（小组）在一起做一个projet, 模拟一场联合国会议，提出议题，个人发言，举手表决，形成决议，最后写出会议纪要。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大家公认推举他做大会主席，讨论非洲饥饿问题。他也很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打印出会议议程，人手一份。他注明每人发言提纲，并要求大家打印出来交给他。到预演的时候，发现除他以外，大家什么也没做，我们几个中国人还勉强手写了一段话，打了个草稿。一个小组十二个人，总共二十分钟，每人说不了两句，谁都不想那么费事。他很生气，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很严厉地告之我们：他将辞去大会主席一职，于是拿起书夹子走了，我们也不欢而散。第二天做正式做Présentation 时，大家还在担心如何交差呢，他穿着西装革履，神采奕奕地来到教室，瞬间，我们组爆出热烈的鼓掌，欢迎主席到场，他郑重地与每个组员握手，然后才清清嗓子铿锵有力地发表他的演说。这一回我们的projet 得了A，他高兴得象个孩子，逢人就讲。

他虽说是印度人，在美国呆了那么久，却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我们中国人中虽说也有无神论者，但还是有所忌讳的。课程结束前的最后一次作文题《我是怎样死的》，我们中国人大致不错的写法，八、九十岁了，儿孙满堂，在宁静的夜晚中长眠，老死而终。我们看他写到：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来到日本的一个古刹，遇一日本武僧，他手拿长剑，与手拿大刀的武僧交手，呯呯嗙嗙，刀光剑影，几个会合下来，被武僧劈成两半，惨死异乡。虽说是编故事，我们受的教育，无论是受数千年的儒家思想，还是受佛学的影响。身体受命于父母，死也是一种隆重的仪式，有因有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无厘头的死法，中国人断然无法接受的。

短暂的学习生活结束了，已毕业了多年，大家早已不再联系，但每到圣诞新年，我依然可以收到林巴斯寄开的贺卡，一个曾经的老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