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的六月，我出生在吉林省西部边陲的一个小村庄里，距离“有一位老人在中国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后的第三年。
乡村里的孩子，跟房前屋后那些阿猫阿狗，杂草野蒿子一样，你还没太在意，就悄悄地长高了。
那时，乡村里没有幼儿园，孩子们都是读一年的旁听生，然后直接读小学。
小学校在我家后头，中间隔着屯里唯一的那条白碱土公路。不管你是去乡里，去县里，还是去省里，哪怕你就是去北京，也必须都从这条路走出去。
我们这些孩子，都曾在这条路上张望过，等待出门回来的父母，看看都带回了哪些好东西。我也渴望好吃的好玩的，但最渴望的是有一天能坐上他们说的“大客”，去县城里看看。
这个愿望五岁的时候差一点就实现了。弟弟得了肺炎，在县城医院住院，父亲把我送到姑姑家，让姑姑照看我。父亲中间回来一次，晚饭时和姑姑说，晚上他回自己家去，明天一早，来把闺女接着也带去县里，天多了也怕孩子想妈。
那一晚上我都没睡好，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早饭也没心思吃，不时地向窗外巴望着，等父亲来接我。
眼看着“大客”发车的时间到了，父亲总算是来了，父亲却说：闺女，马上要发车，时间来不及了，爸就不领你去了，回来爸给你买个漂亮玩具。
我默默的，不敢言语。失望和委屈的感觉就算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清晰，是不是偷偷地抹眼泪就不记得了。三五天后，我收到了父亲买给我的一只红色充气梅花鹿。
这一次错过，一晃就是十一年。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我读初二。县里举办“香港回归祖国知识竞赛”，我和其他两名同学代表学校来县里参赛，终于如愿以偿坐上了“大客”。
一九九八六月，我参加中考。
此时，遥远的深圳特区跟若干年前一样，和我没有任何的瓜葛，但改革的春风却早已吹遍了大江南北的每一个角落。
这一年，我记得最清楚的两件事，一个是洪水泛滥；一个是教育改革：从这一年开始，报考中专的学生毕业后不再分配工作。
我们被迫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母亲很久以前和别人聊天时，总会说起，一个女孩子，能当上个老师，是个不错的选择。乡村里的人，也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老师这个职业，哪还有比的，工资稳定，受人尊敬，一年两次长假，风不吹，日不晒。
能够为人师表，自然是好。但毕业不分配就另当别论了。
报考前的那段日子，我一直默默期待着，或者说奢望着，母亲能跟我说一句，闺女，要不咱不考师范了，报高中吧。
其实，我特别理解母亲的处境。母亲自然是渴望我们读书的，并且读最好的学校。
我那时的成绩，报考线重点高中──通榆县第一中学，公费录取线是进不去的。如果报考自费生，就有一万二千元的学费。
一万二千元差不多是我们家当时一年的总收入，也刚好是师范四年的全部学费。
比我小三岁的弟弟，成绩也很好，母亲没法为了我一个人，做“砸锅卖铁”，“背水一战”的决定。我也清楚地知道，我不可以那么任性。我总说，只是期待母亲那样说一句就好。而母亲或许也怕，这句话说出口就再也收不回。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县里除了一中，还有一所蒙古族中学，不需要交那么多学费，就是条件和教学都不尽如人意。真正学习的少，打架斗殴恋爱的多，校园闹鬼的故事更是变着花样的更新，什么女厕所里有只手呀，半夜宿舍门口有一个长头发白裙子女生呀。总之，大部分学生都是混日子。每年考入好大学的更是寥寥无几。后来，我们班上去读这所高中的同学，大部分都没读到毕业。
中考志愿报表交上去后，学校教导处包主任特意叫我去了一趟办公室，很严肃的问我，志愿上为啥只填一个师范，不填高中?
我看似很不在乎地说，重点我又考不上，普高我也不想去。主任又问了一次，真的就这样了?我点点头走出主任办公室。
那时候，心里多少是有点儿和母亲暗自置气的。不过是像多年前没坐上“大客”一样，不敢言语。
四年后，我师范毕业，有过一次报考公务员的想法，正在满腔热忱地准备时，母亲问我，你打听好了吗？不问明白了可别急着报，报名费不少钱呢。
“钱，钱，钱，你总关心钱”。说完这句话我摔门而去，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顶撞母亲，也是最后一次。
其实，那时我口袋里有足够报名的钱，我仍是像四年前一样，只是期待母亲说上一句：闺女，不管你咋选择，妈都支持你，砸锅卖铁也支持你。
虽然，就算母亲真那样说，我可能也不会任性的只顾自己。或许，我需要的只是心底里的一股力量，可以让我勇往直前，毫无畏惧的一股力量。
乡村里的父母，他们质朴，善良，隐忍，但唯独少了这种力量。那不是他们的错，是生活的艰辛，让他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慎之又慎。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一样，也从不敢奢望，不敢任性。
报考公务员的事儿，就那样不了了之。
人生，处处都是选择题，小时候总在努力选择正确的。现在我们都明白了，命运的答案，没有什么真正的对与错，只是，选择了，就要走下去。而这一走，永远不能再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