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言恭达先生以五十余载笔墨生涯的所思、所为、所识，数十年的功夫成就《抱云堂艺思录》。该书出版发行后，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赞誉。
青年学者彭庆阳追随先生左右数年，翻看于举手之间，濡染于耳目之际，渐有所思所悟，随时记录下自己点点滴滴的感受。倏忽间，有150 多篇在各种媒体上发表，颇受书坛师友同道的好评。而今，在言恭达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从中选出100 篇读书札记结集出版。在此陆续刊发，以飨读者。
学书应溯流而上，沿波探源。写篆，以习秦以上为高古。避小家气，显大气象。以大篆笔法与章法来写小篆，更臻妙矣。写篆，姿媚过多，则近于俗。
学艺必须扎根传统，深入传统，究其目的是为开掘传统，发展传统。传统经典如高山，凝重而深刻，圆满且朴素。经典之魂在历史的演绎中沉淀，在历史的发展中永恒。中国书法只能是在中国语境下成长的本土文化。既尊重传统，又不拘泥古法;既敢突破陈规，又不失法度。明心见性，食古必化，始终保持创作原始的冲动力和审美感觉。路子正、气息好、底蕴足、 个性强。从传统文脉、现代感受与个性创造的结合中去解读传统、提升传统。
我常反思自己的得失利钝，省悟到如胸无点墨，必将如浮萍飘泊，朝秦暮楚。学书应溯流而上，沿波探源，放眼点和线的律动，滋润墨和水的情趣，苦恋结字的风韵，追求篇章的气象， 自然厚积薄发，根深叶茂。
——言恭达《抱云堂艺思录》
唐太宗《帝范》云:“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这句话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都知道，人生纵是确立了很高的奋斗目标，在践行中也是很难取得预期的完美效果，若能实现其中的一部分，已是一种成功。但如果人生没目标，或是目标很低，就是实现了又能怎样，还是流于平庸而碌碌无为。所以树立高尚的人生目标，就是要让我们的人生有高度。书法的学习亦是如此，言先生说:“写篆，以习秦以上为高古”“以大篆笔法与章法来写小篆，更臻妙矣”，皆在说明“学书应溯流而上，沿波探源”，即学书要“师古”，且要取法乎上，崇尚“高古”。
王铎在《琅华馆帖册》的跋文中说:“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诗文，有法而后合。所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如琴棋之有谱。然观诗之《风》《雅》《颂》，文之夏、商、周、秦、汉，亦可知矣。故善师古者不离古、不泥古。必置古不言者，不过文其不学耳。”王铎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故给自己定下了一生的日课“一日临帖 , 一日应请索”，其临古之功深，为书史罕见。
董其昌曾自述学书:“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伯长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多宝塔碑》，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 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徒守格辙耳。”董其昌说学书在 17 岁，并非是在此之前没写过字，而是未真正地去“师古”，此时才主动去临习晋唐名家法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学书。
启功先生认为学书必须临摹古帖，不可学今人。他说:“作书勿学时人，尤勿看所学之人执笔挥洒。盖心既好之，眼复观之，于是自己一生，只能作此一家名家之拾遗者。何谓拾遗，以己之所得，往往是彼所不满而欲弃之者。或问时人之时，以何为断。答曰:生存人耳。其人既存，乃易见其书写也。”“学书所以宜临古碑帖，而不宜但学时人者，以碑帖距我远。古代纸笔，及其运用之法，俱有不同。学之不能及，乃各有自家设法了事处，于此遂成另一面目。名家之书，皆古人妙处与自家病处相结合之产物耳”。
临摹经典碑帖可以说是“溯流而上，沿波探源”的最好方法，临摹不只是求笔法，也是要得其“神”，从中认识古人的精神品格，感受古人的心灵生活。如蒋骥《续书法论》云:“学书莫难于临古，当先思其人之梗概及其人之喜怒哀乐，并详考其作书之时与地，一一会于胸中，然后临摹，即此可以涵养性情，感发志气。若绝不念此而徒求形似，则不足与论书。”可知“临古”也是知人，它是书者一生的功课。
历史上那些最终能集古之大成，又极具独特性与开创性的书法大家，学书无不以“高古”为尚。从理论上讲，大家都知道学书法要“与古为徒”，然而，当今书坛上一些人不知临古帖，一味地学今人，或者以搞怪出奇为能，这都是名利惹的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