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要刻船山遗书之三【536】2023-11-21
王船山对湖湘学风的影响
王船山对湖南学风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其中最主要表现在经世致用与趋时更新两个方便。
王船山是一个极有政治抱负的士人。早年，他将自己拯时救世的政治抱负，寄托在扶持南明政权抵抗请人入侵的行动上。后来专心治学，也是因为政治抱负落空后不得已的转变。晚年，他为自己的一生作总结时说，他是“抱刘越石之孤愤”，“希张横渠之正学”。刘越石即刘琨，是一位壮志未酬的西晋名将，张横渠就是那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北宋大学者张载。王船山为自己撰写的这两句碑文，精炼地概况了自己的平生：像刘琨那样以国事为己任，像张载那样治学为苍生。故而，王船山的治学便有着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色。
经世致用是湖湘学术的最重要特色。当年，胡安国，胡宏父子在南岳山下设帐讲学，之所以被学术界称之为湖湘学派，其突出之点，就在于这个学派重在阐明“圣王经世之志”，其治学的目的乃在于“康济时艰”，通经为的是致用。
王船山完全继承了湖湘学派的这个重要传统，并为经世致用的学术提供了充足的哲学思想依据。
首先，关于“道”与“器”这两个古老的哲学概念，王船山明确地指出，“道”存在于“器”中。什么是“道”？“道”指的是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什么是“器”？“器”指的是具体事物。王船山说：“道者，器之道。”所谓规律，是指的具体事物的规律，规律存在于事物中。王船山又说“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无其器则无其道”。具体事物和规律是不能分开的，离开具体事物，也就没有所谓的规律了。“道在器中”这个哲学概念，有力地推动着人们重视和参与人类实践的行动。
其次，在“知”与“行”这两个哲学命题中，他提出“行先知从”的观点。他说：“知之匪艰，行之维艰......先其难，而易者从之，易矣。”关于“行先知从”，王船山曾从多方面予以阐述。他认为“行”可以兼“知”，而“知”不可以兼“行”。又说“知”非真知，力行而后知之真。还说“知之尽，实践之而已”。他甚至还以这样截断的口气说：“知而不行，犹无知也。”
最后，在“天理”与“人欲”这对命题中，王船山认为“理在欲中”，“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他认为物质生活欲求是“人之大共”，“有欲斯有理”，道德不过是调整人们的欲求、使之合理的准则。他也反对把道德同功利等同起来的倾向，强渡“以理导欲”，“以义制利”，认为只有充分发挥道德的作用，社会才能“秩以其分”“协以其安”。
将“器”置于“道”之上，将“行”置于“知”之上先，将“人欲”置于“天理”之中。这些，都是王船山从哲学思想上为实践是继承廓清了认知迷误。因此，王船山竭力提倡实学。他宣称要“尽”废古今玄妙之说而返之实”。王船山将胡氏父子所开创的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特色的湖湘学术继承下来。又在哲学思想上为其弘扬广大而奠定基础。王船山无疑是湖湘学术发展史上贡献最为重大者之一。
王船山的学说因而受到湖南士人群体中经世派的高度重视。晚清湖南有两个极为重要的经世派：一个是以陶澍为主的早起经世派，他们的代表人物有贺长龄、魏源、唐鉴等人。一个是以曾国藩为主的后期经世派，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郭嵩焘等人。正式这两个经世派，将王船山的学说大卫彰显，使王学成为近世湖湘学术中的显学。
王船山的著作，在其生前没有刻印国，直到死后儿子王敔才刻印了十多种。乾隆帝修《四库全书》仅收其六种。因此，王船山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为世知。道光十八年，身为两江总督的陶澍为王船山故居亲题“衡岳仰止”的匾额，又为之撰写楹联：天下士非一乡直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对王船山的人品和学问表示极大的尊崇。百世之师的提法，简直把王船山抬到与孔夫子差不多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