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以南50多公里的小山村里，那晚缓缓移出一袭微弱的灯光。那是一盏煤油灯。它的主人是时年42岁的毛泽东。

  此时已是深夜，而面容清瘦，满身烟味的毛泽东却沿着村头这条几乎消失于茫茫暗夜的无名小道，若有所思而又无比坚定地向前行走着。

  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山村小道，谁也想不到，在那盏煤油灯伴随着那个身影在那个夜晚走过后，这条小道、这盏煤油灯、这个身影就和未来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那天是1935年的3月10日。对于毛泽东来说，进入贵州的这些日子太不平静。

  两个月前的遵义会议上，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选择了毛泽东。史学家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种观点，于今已成共识。

  一个月前，在扎西会议上，他在常委分工中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一个星期前，他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

  几个小时前，在这个叫做苟坝的小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苟坝会议）上，与会者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他提出关于不能强攻固守之敌，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建议。

  他没想到，这个建议却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否决。他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据理力争，结果非但没能争取到大家，而且会议还通过急转直下的表决，作出了取消他刚刚就任不到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

  “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有人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会议非但没有听取毛泽东的意见，还举手形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而且免去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被免了职务的毛泽东，受到排挤的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夜色渐浓，长征中身心困顿的毛泽东，那夜心潮翻滚无法入睡。红军的命运在脑海里激荡，在他看来，今天的高级军事会议，虽然不能说是犯了个低级错误，但进攻打鼓新场国民党之黔军的决议，起码是过于仓促，过于武断了。

  他完全能够理解红军指战员一心要扩大战果、渴望战斗的心情。甚至，他也赞同有些领导人的考虑，占领物产丰富、商业繁华的打鼓新场使红军得到更多的后勤补给，有利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是，诸多的不利因素被大家轻而易举地忽视了。

  毛泽东觉得，如果两军对垒，红军将很快陷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之境，甚至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必须即刻去找周恩来进行最后的说服，必须即刻上路作最后的努力——尽管，此时理解他的可能只有这盏煤油灯！

  于是，他提着煤油灯来了！

  那盏在小道上缓缓移动的煤油灯，那个为了坚持正确道路而在深夜与春寒一起前行的人。我们无法透过历史的暗夜去猜度一个人的思绪。走在这条乡间小路上，毛泽东的心情是怎样的呢，复杂？灰暗？沉重？未知可否，更或许，兼而有之。

  总之，这天晚上，这条路承载了他所有的心情。很难说这条路的那一端是喜是忧，更遑论这段路同后来的胜利与光荣有着什么必然的联系。

  现已无从得知那天晚上毛泽东同周恩来分析战况时的神色和情景，只能从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口中，约略地亲近那个独特的夜晚——“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提着煤油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次日，苟坝会议继续进行。会上，周恩来、朱德同红军将士们摆情况、讲形势，力陈利弊，张闻天等领导人也从善如流。如此一来，前一天通过的关于进攻打鼓新场之敌的作战计划，彻底翻了盘。

  接着，会议又恢复了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因势利导，同大家一五一十地分析战机稍纵即逝、瞬息万变的局势，指出决策指挥上的弊端。

  战局果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就在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同时，国民党的滇军孙渡所部已经从黔西、大金沙方向向打鼓新场进发，川军郭勋祺部、周浑元部、吴奇伟部正虎视眈眈，敌人集结八师之众的兵力正伺机对红军形成合围。

  遵义战役之后，蒋介石亲临贵阳督战，调集其滇、川、黔各部，摆兵布阵，把刚刚在胜利之中得以喘息的中央红军陷入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包围圈之中。而当时的红军将领，无论是领导能力还是决策方式，都与战局和形势的变化不相适应。

  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方面，从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86000多人，分别自瑞金等地出发，“战略转移开始震惊世界的长征”。继而，挺进湘西，冲破四道封锁线，改向贵州，渡过乌江，夺取遵义。一路狂飙突进，缕缕的希望燃烧着战斗的激情，可喜的胜利伴随着巨大的牺牲。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红军只有37000多人的有生力量，约有49000多个鲜活的生命血洒沃土、长眠大地，永远成了革命的根须。

  而此时，由于作战计划的临时改变，红军以静制动，躲过了堪可灭顶的劫难。

  军事“三人组”时期，李德、博古专权，政治局不讨论重大军事决策，在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中屡有失误、屡遭失败。

  遵义会议作出决定，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但情况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队伍往往是白天行军、晚上研究重大问题，20多人的会议七嘴八舌、枝蔓横生，有时争论不休，有时议而不决，耗费精力、贻误战机在所难免。

  为了杜绝类似情况，毛泽东建议，成立新三人军事小组，以便集中指挥。作为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通过这件事，认识到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经常开中央会议决定重大军事行动，对军事指挥不利，自己对打仗不熟悉，成立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为成员的中央新“三人团”，便于作出决断。

  3月12日张闻天就在苟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成立新“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苟坝会议，毛泽东在遭受孤立时的坚持，不仅挽救了红军，彰显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也进一步树立了他的威望。从苟坝会议开始，毛泽东正式成为新的军事三人组的主要指挥者，成为革命队伍的核心。

  从此，红军的命运，中共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才真正开始改变。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在此后的军事生涯中，他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把战争艺术演绎得出神入化。最终，他和他的战友们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乘着胜利一路北上，直到黄土高原的吴起小镇“锣鼓响，秧歌起”，直到“三军过后尽开颜”……

  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带着坚定的理念，领着被视为异端的提议，在漆黑的山道上蠕动。那是新中国暮色低沉的前夜，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灰暗的日子。

  好在，手里的煤油灯还亮着。

  那条乡间小道上，不知毛泽东走了多久，也不知他走得何其艰难。这正如从瑞金出发一路走来的红军，不知经历了多少坎坷泥泞、围追堵截、夹击轰炸，但救亡图存的信念始终如青春的脉搏从未停息地跳动着。也正如毛泽东本人在那段时间的经历一样，在不被理解中苦苦坚持，在挫折困难中咬牙挺住，在失败失落失意中起死回生、继续前行。

  在那条小道上，在那个夜幕沉沉的夜晚，不能没有毛泽东，不能没有那盏煤油灯。这是思想的灯盏、智慧的灯盏，这是为了革命事业夺门而出、冲向暗夜的灯盏。在军事思想、全局观念和战役决策等极其重大的问题上，必须拥有比这盏煤油灯还要明亮百倍的眼睛，必须以真理的目光作出历史性的选择！

  假如那天毛泽东没有走在这条路上呢？也许会如党史专家所说，历史的结局会改写成另外的样子。事实上，毛泽东有许多理由不来的。意见讲了，利害关系也辩论了，该尽的“义务”尽到了；多日行军作战，困顿无以复加，终于可以养养神、补补觉了；职务刚刚任命又被免去，他甚至有理由长吁短叹。还有，就在会议召开前20多天，夫人贺子珍在不远处的白沙村刚刚分娩，他还没能照顾妻子，还没来得及品味做父亲的喜悦。但是这些，他都暂且放下了，唯一放不下的还是革命队伍生死存亡的大事。是啊，诚如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所言，“皆从个人苦乐出发，中华民族永远出不了孙中山、毛泽东。”

  可以说，那个夜晚、那条小道、那盏煤油灯、那个坚定的身影，改变了中国。

来源 : 【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页】《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