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情态鉴》的开头说：“神者，心之主也。心之主者，情态之所由生也。”1意思是说，神是心的主宰，心的主宰就是情态的来源。所谓情态，就是人在不同情境下表现出来的神色、气度、姿态、表情等等。曾国藩认为，情态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品性和才能，因为“品性者，恒态也；才能者，时态也。”品性是一个人长期养成的习惯和性格，恒定不变；才能是一个人在特定时机发挥出来的能力和智慧，随机而变。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恒态和时态，就可以判断他是否有德有才。
二、情态鉴的具体内容
曾国藩在《情态鉴》中提到了十种情态，分别是“羞涩”、“跳叫”、“威严”、“温柔”、“似若博”、“八通之能”、“习惯”、“友谊”、“爱憎”和“喜怒”。每种情态都有其优缺点，适合不同类型的人才。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一下这十种情态，并穿插书中的特色案例。
（1）羞涩
羞涩是指一个人在面对陌生或尊贵的人或事时，表现出来的紧张、拘束、不自然等状态。曾国藩认为，羞涩有利于培养谦虚谨慎之德，但也容易造成胆怯怯懦之弊。他说：“羞涩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有所惧畏；惧畏则必有所敬畏；敬畏则必有所谦虚；谦虚则必有所谨慎。”这样的人往往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礼节规范，不会轻易冒犯他人或自大自满。但他也说：“羞涩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有所惧畏；惧畏则必有所胆怯；胆怯则必有所怯懦；怯懦则必有所失机。”这样的人往往缺乏自信和勇气，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承担责任，容易错失良机或被人欺凌。因此，曾国藩认为，羞涩之情态适合于“学者、文人、士大夫”，但不适合于“将帅、武夫、军人”。
曾国藩在《情态鉴》中举了一个羞涩的例子，就是清朝名臣冯道。冯道是五代时期的政治家，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帝，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他以圆滑老练、变通灵活而闻名于世，但他也有羞涩的一面。曾国藩说：“冯道之为人也，其羞涩之情态甚至于极点。每见尊贵之事物，则必有所惧畏；惧畏则必有所敬畏；敬畏则必有所谦虚；谦虚则必有所谨慎。故其为相四十余年，而无一日不恭恭敬敬也。”这样的羞涩使得冯道能够在乱世中保全自己的生命和地位，但也使得他不能成为一个忠贞不渝的臣子，而被后人视为奸佞之辈。
（2）跳叫
跳叫是指一个人在面对陌生或尊贵的人或事时，表现出来的活泼、自信、大方等状态。曾国藩认为，跳叫有利于培养勇猛果断之才，但也容易造成轻率鲁莽之过。他说：“跳叫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无所惧畏；无惧则必无所敬畏；无敬则必无所谦虚；无谦则必无所谨慎。”这样的人往往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行动力，不会被外界环境或他人意见所影响或束缚。但他也说：“跳叫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无所惧畏；无惧则必有所轻视；轻视则必有所轻率；轻率则必有所鲁莽。”这样的人往往缺乏对他人和事物的尊重和理解，容易做出冒失或冒犯的行为，招致反感或危险。因此，曾国藩认为，跳叫之情态适合于“将帅、武夫、军人”，但不适合于“学者、文人、士大夫”。
曾国藩在《情态鉴》中举了一个跳叫的例子，就是清朝名将左宗棠。左宗棠是晚清时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曾平定太平天国和回民起义，开辟新疆和台湾等地。他以英勇善战、智勇双全而闻名于世，但他也有跳叫的一面。曾国国藩说：“左宗棠之为人也，其跳叫之情态甚至于极点。每见尊贵之事物，则必无所惧畏；无惧则必有所轻视；轻视则必有所轻率；轻率则必有所鲁莽。故其为将四十余年，而无一日不跳跳叫叫也。”这样的跳叫使得左宗棠能够在战场上取得辉煌的胜利，但也使得他在朝廷上遭到许多的嫉妒和阻挠，甚至被慈禧太后所疏远和打压。
（3）威严
威严是指一个人在面对陌生或尊贵的人或事时，表现出来的庄重、严肃、威武等状态。曾国藩认为，威严有利于培养震慑服从之力，但也容易造成孤高难近之病。他说：“威严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有所敬畏；敬畏则必有所自重；自重则必有所自尊；自尊则必有所自傲。”这样的人往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领导力，能够让他人敬服和听从他的指挥。但他也说：“威严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有所敬畏；敬畏则必有所自重；自重则必有所孤立；孤立则必有所难亲。”这样的人往往缺乏亲和力和合作精神，容易与他人产生隔阂或冲突，难以得到真诚的友谊和支持。因此，曾国藩认为，威严之情态适合于“君王、帝主、天子”，但不适合于“臣子、下属、百姓”。
曾国藩在《情态鉴》中举了一个威严的例子，就是清朝名臣李鸿章。李鸿章是晚清时期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主持洋务运动，改革军政制度，签订多项条约。他以稳健沉着、善于应变而闻名于世，但他也有威严的一面。曾国藩说：“李鸿章之为人也，其威严之情态甚至于极点。每见尊贵之事物，则必有所敬畏；敬畏则必有所自重；自重则必有所自尊；自尊则必有所自傲。故其为臣四十余年，而无一日不端端正正也。”这样的威严使得李鸿章能够在外交上保持清朝的尊严和利益，但也使得他在内政上遭到许多的反对和攻击，甚至被慈禧太后所怀疑和陷害。
（4）温柔
温柔是指一个人在面对陌生或尊贵的人或事时，表现出来的和善、谦和、柔顺等状态。曾国藩认为，温柔有利于培养亲和协调之德，但也容易造成软弱无能之弊。他说：“温柔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有所敬畏；敬畏则必有所谦让；谦让则必有所柔顺；柔顺则必有所和善。”这样的人往往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沟通能力，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化解矛盾。但他也说：“温柔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有所敬畏；敬畏则必有所谦让；谦让则必有所退让；退让则必有所软弱。”这样的人往往缺乏主见和魄力，容易被他人欺凌或利用，难以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目标。因此，曾国藩认为，温柔之情态适合于“妇女、幼童、弱者”，但不适合于“男子、壮年、强者”。
曾国藩在《情态鉴》中举了一个温柔的例子，就是清朝名臣冯桂芬。冯桂芬是晚清时期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曾参与维新运动，主张变法自强，抵抗外侮。他以博学多才、温厚诚恳而闻名于世，但他也有温柔的一面。曾国藩说：“冯桂芬之为人也，其温柔之情态甚至于极点。每见尊贵之事物，则必有所敬畏；敬畏则必有所谦让；谦让则必有所柔顺；柔顺则必有所和善。故其为臣四十余年，而无一日不恭恭敬敬也。”这样的温柔使得冯桂芬能够在朝廷上得到许多的赞誉和支持，但也使得他在变法上遭到许多的阻碍和失败，甚至被慈禧太后所赶出京城。
（5）似若博
似若博是指一个人在面对陌生或尊贵的人或事时，表现出来的聪明、机智、灵活等状态。曾国藩认为，似若博有利于培养应变处事之才，但也容易造成狡诈奸猾之过。他说：“似若博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无所惧畏；无惧则必无所敬畏；无敬则必无所拘束；无拘则必无所不为。”这样的人往往有强烈的适应能力和创造力，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或方法。但他也说：“似若博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无所惧畏；无惧则必有所轻视；轻视则必有所狡诈；狡诈则必有所奸猾。”这样的人往往缺乏对他人和事物的忠诚和信任，容易做出欺骗或背叛的行为，招致反感或危险。因此，曾国藩认为，似若博之情态适合于“商贾、奸雄、豪杰”，但不适合于“士人、君子、圣贤”。
曾国藩在《情态鉴》中举了一个似若博的例子，就是清朝名臣张之洞。张之洞是晚清时期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曾主持湖广变法，推行新政，开办新式学堂和工厂。他以精明能干、善于变通而闻名于世，但他也有似若博的一面。曾国藩说：“张之洞之为人也，其似若博之情态甚至于极点。每见尊贵之事物，则必无所惧畏；无惧则必有所轻视；轻视则必有所狡诈；狡诈则必有所奸猾。故其为臣四十余年，而无一日不巧言令色也。”这样的似若博使得张之洞能够在朝廷上巧妙地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但也使得他在改革上遭到许多的质疑和批评，甚至被慈禧太后所嫌弃和打击。
（6）八通之能
八通之能是指一个人在面对陌生或尊贵的人或事时，表现出来的多才多艺、广博精深、通达无碍等状态。曾国藩认为，八通之能有利于培养博学达人之才，但也容易造成浅尝辄止之弊。他说：“八通之能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无所惧畏；无惧则必无所敬畏；无敬则必无所不知；无不知则必无所不通。”这样的人往往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学习能力，能够涉猎各种领域和知识。但他也说：“八通之能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无所惧畏；无惧则必有所轻视；轻视则必有所浅薄；浅薄则必有所不精。”这样的人往往缺乏对他人和事物的深入探究和专注投入，容易做出肤浅或粗糙的判断或作品，难以达到精益求精的境界。因此，曾国藩认为，八通之能之情态适合于“文人、学者、士大夫”，但不适合于“工匠、技艺、农夫”。
曾国藩在《情态鉴》中举了一个八通之能的例子，就是清朝名臣王韬。王韬是晚清时期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曾参与洋务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和制度。他以博闻强记、学识渊博而闻名于世，但他也有八通之能的一面。曾国藩说：“王韬之为人也，其八通之能之情态甚至于极点。每见尊贵之事物，则必无所惧畏；无惧则必有所轻视；轻视则必有所浅薄；浅薄则必有所不精。故其为臣四十余年，而无一日不博而不精也。”这样的八通之能使得王韬能够在改革上提出许多的新思想和新方案，但也使得他在实践上遭到许多的困难和失败，甚至被慈禧太后所赐死。
（7）习惯
习惯是指一个人在面对陌生或尊贵的人或事时，表现出来的熟练、自然、顺畅等状态。曾国藩认为，习惯有利于培养稳健成熟之德，但也容易造成刻板固执之弊。他说：“习惯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无所惧畏；无惧则必无所敬畏；无敬则必无所不熟；无不熟则必无所不顺。”这样的人往往有强烈的经验和实践，能够熟练地处理各种事务和问题。但他也说：“习惯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无所惧畏；无惧则必有所轻视；轻视则必有所固执；固执则必有所不变。”这样的人往往缺乏对他人和事物的创新和变通，容易坚持自己的旧观念或旧方法，难以适应新的环境或需求。因此，曾国藩认为，习惯之情态适合于“老年、老臣、老者”，但不适合于“少年、新进、新者”。
曾国藩在《情态鉴》中举了一个习惯的例子，就是清朝名臣李鸿章。李鸿章是晚清时期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主持洋务运动，改革军政制度，签订多项条约。他以稳健沉着、善于应变而闻名于世，但他也有习惯的一面。曾国藩说：“李鸿章之为人也，其习惯之情态甚至于极点。每见尊贵之事物，则必无所惧畏；无惧则必有所轻视；轻视则必有所固执；固执则必有所不变。故其为臣四十余年，而无一日不按部就班也。”这样的习惯使得李鸿章能够在朝廷上稳定地掌握大权，但也使得他在改革上缺乏进取和突破，甚至被慈禧太后所利用和牵制。
（8）友谊
友谊是指一个人在面对陌生或尊贵的人或事时，表现出来的亲切、友好、信任等状态。曾国藩认为，友谊有利于培养互助共赢之德，但也容易造成失礼失分之过。他说：“友谊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无所惧畏；无惧则必有所敬畏；无敬则必有所亲切；亲切则必有所友好。”这样的人往往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合作能力，能够与他人建立信任和友谊，共同进退。但他也说：“友谊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无所惧畏；无惧则必有所轻视；轻视则必有所失礼；失礼则必有所失分。”这样的人往往缺乏对他人和事物的尊重和礼节，容易做出冒犯或不合适的行为，损害自己的形象或利益。因此，曾国藩认为，友谊之情态适合于“平辈、同志、友人”，但不适合于“长幼、上下、君臣”。
曾国藩在《情态鉴》中举了一个友谊的例子，就是清朝名臣李鸿章。李鸿章是晚清时期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主持洋务运动，改革军政制度，签订多项条约。他以稳健沉着、善于应变而闻名于世，但他也有友谊的一面。曾国藩说：“李鸿章之为人也，其友谊之情态甚至于极点。每见尊贵之事物，则必无所惧畏；无惧则必有所亲切；亲切则必有所友好。故其为臣四十余年，而无一日不亲亲热热也。”这样的友谊使得李鸿章能够在朝廷上结交许多的盟友和支持者，但也使得他在外交上遭到许多的误解和抵制，甚至被慈禧太后所嫉恨和猜忌。
（9）爱憎
爱憎是指一个人在面对陌生或尊贵的人或事时，表现出来的喜爱、厌恶、情感等状态。曾国藩认为，爱憎有利于培养真诚直率之德，但也容易造成偏颇失衡之弊。他说：“爱憎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有所惧畏；惧畏则必有所敬畏；敬畏则必有所喜悦；喜悦则必有所爱慕。”这样的人往往有强烈的情感和表达，能够真诚地欣赏和喜爱他人或事物。但他也说：“爱憎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有所惧畏；惧畏则必有所敬畏；敬畏则必有所忌恨；忌恨则必有所厌恶。”这样的人往往缺乏对他人和事物的公正和平衡，容易做出偏颇或过激的评价或行为，引起反感或纠纷。因此，曾国藩认为，爱憎之情态适合于“诗人、文士、雅士”，但不适合于“政客、将帅、豪杰”。
曾国藩在《情态鉴》中举了一个爱憎的例子，就是清朝名臣李鸿章。李鸿章是晚清时期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主持洋务运动，改革军政制度，签订多项条约。他以稳健沉着、善于应变而闻名于世，但他也有爱憎的一面。曾国藩说：“李鸿章之为人也，其爱憎之情态甚至于极点。每见尊贵之事物，则必有所惧畏；惧畏则必有所敬畏；敬畏则必有所喜悦或忌恨。故其为臣四十余年，而无一日不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也。”这样的爱憎使得李鸿章能够在朝廷上表现出忠诚和热情，但也使得他在外交上表现出刚愎和偏执，甚至被慈禧太后所利用和牵制。
（10）喜怒
喜怒是指一个人在面对陌生或尊贵的人或事时，表现出来的高兴、生气、情绪等状态。曾国藩认为，喜怒有利于培养感染感动之力，但也容易造成失态失控之过。他说：“喜怒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有所惧畏；惧畏则必有所敬畏；敬畏则必有所感动；感动则必有所喜怒。”这样的人往往有强烈的情绪和反应，能够感染和感动他人或事物。但他也说：“喜怒者，在初见尊贵之事物时，则必有所惧畏；惧畏则必有所敬畏；敬畏则必有所冲动；冲动则必有所失态。”这样的人往往缺乏对自己和他人的控制和调节，容易做出失礼或失理的行为，损害自己的形象或利益。因此，曾国藩认为，喜怒之情态适合于“戏子、歌女、艺人”，但不适合于“君子、士人、圣贤”。
曾国藩在《情态鉴》中举了一个喜怒的例子，就是清朝名臣李鸿章。李鸿章是晚清时期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主持洋务运动，改革军政制度，签订多项条约。他以稳健沉着、善于应变而闻名于世，但他也有喜怒的一面。曾国藩说：“李鸿章之为人也，其喜怒之情态甚至于极点。每见尊贵之事物，则必有所惧畏；惧畏则必有所敬畏；敬畏则必有所感动或冲动。故其为臣四十余年，而无一日不笑容可掬或怒发冲冠也。”这样的喜怒使得李鸿章能够在朝廷上表现出热情和气势，但也使得他在外交上表现出慌乱和失策，甚至被慈禧太后所利用和牵制。
三、情态鉴的总结
曾国藩在《情态鉴》的结尾说：“情态者，人之所以为人也。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一定之规也，而随时随地随事随物而变化也。故知人者，不可不察其情态；用人者，不可不因其情态而施之。”意思是说，情态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与人区别的标志。人的情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地点、事情、对象而变化的。因此，识人者必须观察他人的情态；用人者必须根据他人的情态而安排他们的职责和位置。这样才能发挥每个人的优势，避免每个人的劣势，达到最佳的效果。
《情态鉴》是曾国藩的一部识人用人之学，是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总结出来的一些原则和方法，用来观察和辨识人才的优劣。这部书虽然是针对清朝末年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势而写，但其内容却具有普遍性和时代性，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也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通过阅读这部书，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从一个人的举止神态看出其品性才能，如何根据不同的情境选择合适的情态表现自己，如何根据不同的人才安排合适的岗位和任务。这些都是我们在与他人交往和合作中必须掌握和运用的技能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