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我从1927年到1935年，基本上是受压的，在党内没有发言权。只是到了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才慢慢地好起来”
这个“受压”，究竟指的是哪种程度的压力呢？
第一次蒙冤
1927年9月9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奉命领导秋收起义，按共产国际要求的“城市中心论”攻打长沙。但敌人力量强大，起义很快失败了。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的实际对比，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带领不足千人的队伍来到井冈山，开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这件事好像没做错对吧？成功开辟革命根据地这应该是大功对吧？
1927年11月9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领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强调，中国的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的战略方针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对此，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撤销湖南省委委员。毛泽东的行为被定义为“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
当时没有电台，信息传达不通畅，湖南省委的组织遭到了敌人的几度严重破坏。因此，这个命令传达到井冈山时，已经是1928年3月了，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20岁的周鲁上井冈山传达。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不能带文件，只能凭记忆传达。年轻的周鲁传达上级指示时，只记得“开除”，但“开除”什么记不清了，就想当然地说成是“开除党籍”。开除党籍，这是比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严重无数倍的惩罚，等同于政治生命的终结。
被开除党籍后，毛泽东不能担任书记和党代表，不能过党组织生活，那他应该干什么？面对这个询问，周鲁说，你改任师长吧。当时军事干部可以不是党员，于是毛泽东改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第二次蒙冤
1929年5月，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不久，毛泽东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问题上，和朱德、陈毅等发生分歧。军队指挥由谁说了算，毛泽东说应该由党说了算，而且是绝对领导，不容置疑，这一原则有问题么？没有问题，但当时的党代表是毛泽东，而军长朱德等人认为具体的打仗事务，应该由军人说了算，外行不能指导内行。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召开，由陈毅主持会议。在会议上，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遇到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对毛泽东的民主作风和工作方法给予批评。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的意见”，并给与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毛泽东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被陈毅所取代。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史称古田会议。会议决定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作为自己的建军思想，《古田会议决议》成为了日后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同时，古田会议决定选举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拥有对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权。
第三次蒙冤
1931年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采用“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抓住机会后在四天内三战三捷，休整半月后再次三战三捷，在80天内歼灭敌人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不断扩大，已经发展到了28个县，拥有250万人口，中央红军也不断强盛。
很显然，毛泽东立下了大功。是不是应该重奖毛泽东呢？因为中央苏区的辉煌成绩，巨大的地盘和最强的兵力，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决定把中央苏区当成核心红区，但极其反感毛泽东的游击思想。
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从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四个方面全方位的否定毛泽东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制定的建设根据地的正确主张，被斥责为“非无产阶级观点”“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在会议上，博古对毛泽东说： “你懂什么马列理论？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最终，会议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位，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位，体面的把军权从毛泽东手里收走。随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整个根据地进行推广。
1932年10月，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在宁都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集火批评毛泽东。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直接粉碎敌人进攻，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主要作战目标，指责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批评毛泽东主张向赣东北方向农村发展的主张是“消极怠工”，对毛泽东批评苏区中央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行为定义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
会议后，毛泽东被撤销了几乎一切职务，被调到了后方去“养病”，完全丧失了党权、军权，变成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一兵”，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支持毛泽东路线的高级领导人也被撤职、批判。毛泽东曾经这么说过： “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机会，从来只留给努力的人。从被闲置的那一天开始，毛泽东就从来都没有消极懈怠过，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持之以恒的宣传自己的思想。
1935年1月15~17日，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召开了，用三天时间，集体大辩论，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这次会议上，博古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和指挥没关系。周恩来认为自己对失败应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并批评博古和李德。毛泽东做长篇发言，系统性的指出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种种错误。王稼祥的发言除批判博古和李德外，还建议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把红军交给毛泽东这样富有经验的人来指挥。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人的发言也都很激烈，大家都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非常不满。在会议上，毛泽东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博古、李德共同组成中央“三人团”的周恩来，最后也表态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至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中国革命避免了失败的命运，越过转折点，开始走上了辉煌的征程。
至此，毛泽东正式获得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统帅地位得以确立，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终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在八年的蒙冤中被严重打击三次的毛泽东，终于证明了自己思想的正确性，还团结了能团结的所有人，最终让全党接受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心胸有多大，团结能力有多强？
1942年4月9日，新四军军长陈毅在遭到政委饶漱石排挤打击时，毛泽东写信给陈毅：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说：“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职务、调离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很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遇到事情，多想自己缺点，多从大局思考，在不妨碍大的原则下，多原谅别人，并在忍耐和等待中磨练、提高自己。这样的人，才能成大事。很多人觉得自己只要够强，够聪明，就一定可以成事。但实际上哪怕强如毛主席，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被自己视为战友的人对自己各种反对和不理解，长期的被打压被闲置，这样的事毛主席当年遭遇了八年以上。
不同的选择，最终带来了不同的人生结局。最终带领我们走到了国庆节这一天的，是毛主席这样的人。如果你自认能力不如毛主席，那你在做人做事的时候，就更要虚怀若谷，更要在忍耐中磨练自己。否则，你不可能取得人生的成功。看党史，不能只看辉煌和成功的那一面，其他的部分你也要看看。因为只有在逆境中，我们才能见到一个人真正的上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