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想这个冬日就去死的，可最近拿到一套鼠灰色细条纹的麻质和服，是适合夏天穿的和服，所以我还是先活到夏天吧。——太宰治
曾经觉得太宰治太过悲观，感觉这种话说的挺无聊的。
可真当经历同样的痛楚，会发现像这类我曾经觉得挺无聊的原因，确实会是活下去的理由。可是，相较于生命中各种各样的烦恼和不幸，这些理由简直不值一提。那便有了一些人，当然他们大部分是悲观主义者，貌似是走在时代思想的前沿，去思考这么些问题：“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生命有何价值？”
有时候他们也给自己找一些无聊的理由活着，比如想明年冬天会不会下一场南方的大雪，可以好好欣赏难得一遇的快乐。比如有喜欢的人和喜欢自己的人还活着，可以勇敢几次来续写普通人的故事。荣格文集还有好多没翻译过来，可以再等一等。还是想看一看朋友们结婚的样子，重要的人金榜题名的样子，还是多活一阵子吧。
我非常能理解这种“想要一个活着的理由”的感受，这种对理由的“欲望”实际上来自于“无意义感”，曾经看到这样一封自杀信，挺有感触，（或许因为我也写过类似）这个世界确实一如既往的荒谬：
有一群快乐的愚人在工作。他们在一块开阔地上搬运砖头。砖头在一边垒好之后,他们再把这些砖头运到另一边去。就这样,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从事着同样的工作,从无停顿。一天,一个愚人停下来足够长的时间,让他可以问自己,我在做什么。他想知道搬砖头的目的是什么。从这一刻起,他再也不能满足于以前做的事情。而我，就是那个想知道自己为什么搬砖头的愚人。
而不止是这位自杀者，其实很多思考者，包括托尔斯泰，加缪等等都有这样的感觉。
因而，在现代之后，我们开始发问：世界，真的有意义么？
托尔斯泰在五十岁的时候走向了自杀的边缘，当时他不断的逼问自己：为什么要管理财产?为什么要教育儿子?“这有什么用?我现在在萨马拉省有六千亩地,还有三百匹马,那又怎么样呢?实际上,他也质疑自己为什么要写作:“好吧,就算我能够在名气上超越果戈里、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超越世界上所有作家,那又怎么样呢?我不能找到一个答案。我急切地需要回答这类问题,否则我就无法生活。可是没有答案。”
我觉得托尔斯泰这一句话能引起当代许多人的共鸣，生活，是没有意义也没有理由的。
“我感到我生命的立足点在分崩离析,没有任何地方可供我立足,我在生活中一直追求的东西实际上是虚无的,我没有生存的理由……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这才是真实情况。生活的每一天,每一步,都让我愈来愈接近悬崖,我很清楚地看到,前方什么也没有,只有毁灭。”“我现在所做的以及未来所做的事情究竟能给我带来什么?我的整个生命能够带来什么结果?”或者换句话说,“我为什么而活?为什么我要有所欲望?为什么我会做事情?”同样,这个问题也可以表达为:“在我的生命中是否有意义,而且这个意义不会被不可避免的死亡摧毁?”在我人生第五十个年头,这个所有问题中最为简单的问题,这个潜藏在每个人——从未成熟的小孩子到伟大的智者——灵魂的问题,开始让我考虑自杀。——托尔斯泰
而在之后加缪那个时代，有很多人面对二战之后秩序的崩塌，还有诸多情况，当时有很多人因为感觉自己的生命毫无意义，于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加缪对此反思：“我已经看到过许多人因为感到生命不值得一活而死去。据此我得到一个结论:生命意义的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为紧要的一个。”于是他在反思之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反抗”。
而荣格也对他认为的无意义感做出了解释，他认为“无意义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病”，在他广泛的临床经历之中，他认为神经症的一部分就是因为“无意义感”而引发的。
“生命缺失意义在神经症的产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终，神经症患者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受苦的、尚未发现自身意义的人……在我的病人中,大概有三分之一不能被诊断为临床上所定义的神经症,而是在受到生活无意义感和无目的感的折磨。”——荣格
而这种无意义的“病”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当代文化经常会产生一种神经症,迥异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神经症。当代的神经症的特点不是潜抑和转换……并不是缺少洞察,而是缺少一种生活的目的感、意义感。而这种“病”我们可以叫他“存在性危机”。
在农业时代的社会,大概是20世纪之前，人们面临许多生活问题,可并不包括现在大家偶尔会思考的“缺乏意义”的问题。
这是因为那时提供意义的方法有多种。首先,宗教或者宗族的世界观对生活提供了非常详尽的答案,使得意义问题不受关注。例如，你活着就是为了上帝，你活着是为了血脉的延续等等。除此之外,古代人主要关注如何满足更基本的生存需要,譬如寻找食物和栖身之地,他们没有余暇追寻生命的意义问题。然而，对于现代社会的我们而言，又有什么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上帝呢？
而无意义感其实和空闲、安逸紧密相关。人越投入日常生计中,就越不会想到意义问题。我在刚刚就描述了托尔斯泰的无意义危机,而他发现在他的农庄中劳作的农民不大受这些根本问题的困扰。他认为农民知道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于是他试图模仿农民的生活以找出其生活的秘密,从而得以解除困扰。
在工业时代之前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提供意义的活动。那时候的我们活得离土地更近,感觉自己是自然或者说是“天”的一部分,耕地、播种、收成、烹调、生养,我们那时候会自然地投入到未来。那时每天的工作都是创造性的,因为人们可以从饲养家畜和种植谷物中分享了生命的创造。
与现在我们的工作相比是非常没有意义的，工作和学习其实不再能提供意义。即使是再疯狂的想象力也没有办法给现代许多的常见工作带来创造的可能性。例如,生产线上的工人,不但其工作没有创造性,他们甚至开始把自己看作是工厂机械上无意志的螺丝钉。学校里的学生，开始把自己看做是考试的机器。此外,许多工作和学习其实缺乏内在的价值。那些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忙碌”工作的职员和学生如何能够相信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是有意义的呢?
而曾经的我们对更大的整体有强烈的归属感,总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或许认为自己是家庭和社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在这个背景中知道自己该怎么行为,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且,我们的工作本身有价值。毕竟,有谁能对生产食物的工作提出“为了什么”的疑惑?生产食物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在现代，我们脱离了自然和宗教宗族之后，我们有时间去提出更多的问题，因为现代的我们没有了这些“整体”的限制，我们甚至可以自由的选择了，但这种自由选择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
这份责任就是“存在”的责任，我们开始思考自己“可以”去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去做什么，但是在现在这样一种环境和背景之中，非常矛盾的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去做什么，但是社会依旧会告诉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我们在儿时活在这种“应该”的暴政之后，可当成年，毕业或这在过程之中的闲暇时，我们会发现，抛出“应该”，我们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做什么。
这就是自由沉甸甸的责任，除了被社会裹挟的“应该”之外，我们没有自己生活的“理由”。
以上部分素材来源于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方向书籍《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与林川登罗的文章《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大多为议论理论叙述，我以此引出我们多数人心中的疑惑“生命本身，是否真的毫无意义？”。
下一篇我会以生命有无意义的两方辩论展开通俗易懂的叙述，可能会更有意思，且均为本人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