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39年，结束于1945年，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场重大灾难。二战爆发后，以及整个战争期间，各交战国的政府无一例外地将电影当做一种强有力的宣传手段，对内鼓动士气，对外耀武扬威、打击敌国嚣张气焰以及争取国际援助。各交战国在进行军事较量的同时，也在宣传领域的展开较量，甚至将电影用作“魔弹”，这类电影主要是由纪录片承担的。
所谓“魔弹论”，又称“皮下注射论”或“枪弹论”或“靶子论”，是一种有关媒介具有强大效果的观点：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其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众身上如同子弹击中身体、药剂注入皮肤那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能够左右受众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魔弹论”流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30 年代，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魔弹论”是神话还是现实？二战后的宣传机构尤其是官方宣传机构是否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推荐大家认真地研读英国学者尼·李弗斯教授的长篇论文《电影宣传的威力——神话还是现实？》。
本章的主要参考文献，除了李弗斯教授的长文，还有我的两篇长文：一篇是《影像大使与影像外交——论纪录片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另一篇是《纪录片里的中国抗日战争》。前者是2002年我为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关系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按照李弗斯教授研究一战时期纪录片历史的方法，从影像外交的角度梳理了二战期间的纪录片历史；后者是我在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60周年之际写作的纪念文章，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梳理了二战东方主战场即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纪录片历史。
二战时期，用于战事鼓动和外交的纪录片大多数是宣传片和新闻片。美国纪录电影史学家埃里克·巴尔诺形象化地将这类影片称为“军号片（bugle-call film）”，相应地将制作者称为“军号手（bugler）”，并且将这个称谓用作他的《世界纪录电影史》第3章《声响与狂怒》第2节的标题（目前的中文版译作“喇叭手”，我更倾向于译作“军号手”，因为这样更符合战争年代的语境）。
宣传片与新闻片是纪录片吗？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影像大使与影像外交》一文开头指出：文中所说的纪录片主要是指具有明显宣传性质的纪录片，简称宣传片，又由于这种纪录片主要被用来进行战事鼓动和宣传，所以有时又称战争宣传片，或者简称战争片（宣传是电影，包括纪录片与故事片，甚至所有媒介的一个基本属性）。
另外，鉴于那个时期的纪录片与新闻片之间并不存在十分明确的界限，文中有时将这两个概念并用甚至混用（如果非要指出纪录片与新闻片的之间区别，可以说新闻片比较讲究时效性，篇幅比较短小，制作也相对粗糙，而纪录片往往是在新闻片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篇幅比新闻片长，结构也较为完整，这类纪录片往往被笼统地称为新闻纪录片，这个说法直到今天仍然在沿用）。
在中国，宣传片经常被称为专题片，关于这个问题，司徒兆敦老师指出：“专题片，就其本质而言是宣传片。因为纪录片只是一种‘纪录’，它本无强烈的功利目的，是人为地加给纪录片的，并非纪录片自身具有。但是，对专题片也不应该一概地予以反对，例如二战期间，苏、美、英等国政府就曾组织制作过专题片，在这些专题片中，甚至也有从德、意、日等敌对国的纪录片镜头中加以选择而制作的代表官方说法的宣传片。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也制作过抗战宣传片。这些宣传片在揭露国际法西斯暴行，动员全民抗敌方面，确曾起过重要作用。”
司徒兆敦老师还指出：“专题片，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只是在主观性的尺度把握上，或隐或显、或硬或软、或急或缓，有所不同而已。”因此他建议说：“把新闻片、纪录片、专题片作出细分，并进行研究，只能有利于发挥各自的功能，确保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关于宣传片与新闻片，以及纪录片与宣传片与新闻片的关系，我将在以后详细论述（参见本书第13章《热点问题》“纪录片的宣传性”以及“纪录片的新闻性”）。
“影像大使”这个说法源自“装在铁盒里的大使”，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影像大使与影像外交》一文是摘要中指出：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传媒，电影、电视、互联网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履行着重要的外交职能。“装在铁盒里的大使”曾经是人们对电影外交职能的描述，而电视时代和网络时代，这种提法应该扩展为“影像大使”，以便将更多种类的影像的外交职能涵盖进来。
对现代外交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往往是纪录片，一部纪录片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由活动影像构建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电影在诞生之初就已具备外交职能，但是当时人们对这种职能的认识和利用是不自觉的，而且早期的电影外交职能虽然带有官方色彩，实质却是民间的。纪录电影被自觉用作官方外交手段大约始于一战时期，并在二战时期得到广泛运用（关于纪录片作为官方外交手段的话题，我曾经在前面提到，参见本书序章《鉴往知来》第2节“提升纪录片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