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和出版一部小说，有时是很奢侈的事，要走那么远，要经历那么多年的阅读和反刍。要有那么多的其他作品的翻译做准备。要有恰当的请示“情势”，有那么多的天时地利人和。翻译是一个漫长而奢侈的过程。田德望老先生译《神曲》十八年，九十多岁译完《神曲》三部曲。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写信赞扬：“您所花费的心血，只有看了这部译稿才能了解。”我虽没有前辈那样呕心沥血，但这历时三个月的翻译过程，也着实让自己体验了一回何为“悲喜交加”。初次翻译，因语法基础薄弱，遇到长句，生词多而陌生时，我常常无从下手。很多时候，是自己能读懂大意，但是却翻不出来，如此反复，便又开始痛觉自己汉语词汇匮乏。我决心停下翻译，开始恶补英语语法，练习句子结构，各种从句反复练习做笔记。直到自己可以熟练划分句子成分了，才又开始拿笔重译。在翻译中，尝试着将长句拆成短句，再把短句重做安排。关于论文中的语法知识，我是“学了译，译中学”。有了一定的语法基础后，翻译起来，倒也有了一定的效率。说到这里，不由的想起了杨绛翻译《堂吉诃德》时，用了二十二年，她自学西班牙文，就是“学了译，译中学”。这其中的甘苦，我想我是可以感同一二的。
单词量是硬伤，但又不能逐个查阅。遇到完全陌生的“查”，遇到眼熟但却不能会意的，只能结合上下文，连猜带蒙的翻。一整段翻完后，为了达到对原文的忠实，我会反复校对。说来也奇怪，明明这段译文是经过自己绞尽脑汁翻译的，可在校对时，总会觉得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同一个地方，涂了又涂，改了又改，也是常事。或许，就像蒋路说的那样吧：“译文永远不会是完美的。”
我发现钻牛角尖几乎是文学翻译这个职业的需要。有时候，就连翻一个小小的注释，都需要花费很多的功夫去查。去找资料。而往往，我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查，有时还得请教专家。所以很多时候，我一天会翻几个小时，期间却只翻了一段，剩下的时间都是在网上搜关于某个词语的具体介绍。花费时间最长的是文中标题。标题的准确性，对读者理解原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曾经在翻译戴维·麦凯的《SUSTAINBLE ENERGY-WITHOUT THE HOT AIR》其中一个小标题“Every Big Helps”,我原本的翻译是“帮大忙”，但总觉得晦涩难懂。然后结合文章内容又译成“做的多，才有用”，但又觉得不够“雅”。经过几天的反复推敲最后译成“多劳方可多得”。不禁感叹，做一名好翻译，文学功底不可少。
总之，“时间”于翻译来讲，像中药，有疗效，但很慢很慢。都说译者是职业的媒婆，他们将一个半遮面的美人向我们满口称赞，挑起了对原著的不可抑制的渴望。可即便有现代普罗米修斯的光环，也难以遮掩一个客观的事实:“文学翻译是件吃力难讨好的事。”一位资深译家翻译一部小说，少则要一年半载，多则耗费数年。但回报委实可怜得很。如此这般，人们便对文字翻译，或轻蔑视之，或敬而远之。但依我看，翻译是有温度的，这个温度是译者给的。“阅读是呼吸，翻译就是如鱼饮水，知道冷暖。我饮了别人的文字，于是那文字也便有了我的温度。”翻译虽然是件孤苦的事，但在孤苦中却可以伸出很多触角，接触不同的领域，联系不同的人。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诗很短，却意味深长。我小时候，希望自己是桥上看风景的人；长大后，含蓄了，更喜欢躲在楼上偷看；现在的想法更朴素，觉得能做一座桥，一扇窗就很好。可以让你遇见他（她），可以让他（她）看见你。黄荭说；“译者身份更像一座桥或一扇窗，自身也是一道风景。”
关于文学翻译，几多欢喜，几多愁。不喜欢它的人，对它敬而远之；喜欢它的人享受苦中作乐。所谓，甘苦得失，寸心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