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卢梭把这个场景描写的极美，仿佛巴西勒太太是一位美妙之极的上帝。在卢梭笔下，每一次与女性相遇都会有这样的心情和感受。但是,我们在残存的《忏悔录》草稿中,可以看到对同一事件的不尽相同的描述:

“……她此时也在镜子里看我。她转过身来, 正撞见我因激动万分而喘息着朝她伸出双臂,没有什么人能想象得出我处在这种状态被人抓个正着时所感到的恐惧:我的脸色煞白,全身战栗,几乎晕了过去。可是她,却用十分温柔的目光看着我,用手指着她脚边的凳子……尽管我有几次大着胆子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 ,那也是放得那么轻 ,她似乎根本就没有感觉到。 ”

按照常情判断, 草稿的描述无疑更符合实际情况;由于情绪突然爆发, 在短时间中心情慌张、手足无措,也是人之常情。而到了修改稿中,却取消了那种慌张的表现, 也抹去了曾发生过的身体接触,变成“我连她的衣裙都没碰一下”。两者的区别却是非常之大:前一种场景的优美动人,后一种场景的世俗气氛,真是不可相提并论。这里有卢梭过分美化的嫌疑。他说他有时会在“真实情况之外增添一点妩媚” ,但这一点增添的效果却是不可轻视的。直接导致读者对他们相遇的场面有了不一样的判断。

而最明显的片段，那就是卢梭认为的最令他羞耻的事件和大众对他抨击最多的事件。卢梭在文中描写了最令他感到罪过的事件是童年玛莉永偷丝带事件。他在童年的时候偷了了一条丝带，却撒谎归罪于佣人玛丽永送给他导致佣人被责骂。这件事在书中他详细的忏悔过：“我大胆地说, 如果这种罪行可以弥补的话,那么,我在晚年所受的那么多的不幸和我四十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的诚实和正直,就是对它的弥补。”这种嫁祸于人的事当然是值得忏悔且去赎罪的。不过这件事在研究者和普通阅读者看来却并不是最罪恶的事，纵观卢梭的波澜起伏的人生，这充其量是小孩子害怕受到责罚而撒谎的事件，值得冠以“最耻辱”的标签吗？而且卢梭在书中反复强调对玛丽永的忏悔以及对自己的悔恨，这种大书特书的姿态很容易让人摸不清头脑，而卢梭对大众抨击他最多的事件——他将于戴莱斯结婚后生下的五个孩子送往育婴堂——却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这很难让人不去质疑他所谓的真实性是不是选择性记录。卢梭成名之后因各种缘故受到各方面的攻击,而由这一点所发出的攻击是最锐利的。法国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伏尔泰写下了刻毒的小册子《公民们的感情》,号召把卢梭吊死，这给卢梭造成了极大的刺激。卢梭之所以要扔掉那些孩子, 原因其实很简单:戴莱丝只是个洗衣工,卢梭并不爱她, 到了年老时,他终于正式娶了她,那已是另一情形下的考虑了。既然他不打算同戴莱丝维持一个稳定的家庭, 那些孩子当然就成了不必要的麻烦。而正象卢梭所说,在那时的巴黎,将风流生活的意外结果奉献给育婴堂,乃是最正常不过的安排。而由于这件事，卢梭受到整个法国文学界群起攻之，他在三本自传性的文本中都极力的解释。但这些文字，都看起来像是自辩。玛丽永偷丝带事件的反复强调和忏悔，和将五个孩子送往育婴堂这两件事放在一次进行对比，看起来就是卢梭为了辩解自己而做出的选择。保罗· 德曼在其著作《辩解———论〈忏悔录〉》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以真理的名义做出的, 而且, 初看上去, 在忏悔和辩解之间不应该存在任何冲突。然而, 语言却揭示了害怕为自己辩解这一说法的张力。”保罗·德曼认为,卢梭的忏悔不是实际公正领域的一种补偿, “而仅只是一种言语上的言说”。例如, 卢梭往往过分强调他的道德意向, 他告诉读者,当他每每想起对玛丽永所犯的罪行, 他就痛苦不安。“我可以说, 稍微摆脱这种良心上重负的要求,大大促使我决心撰写这部《忏悔录》”。更为严重的是,卢梭看到了他的“坦荡”口吻的话语霸权,并以此为出发点, 愈发满足于他的这种“自我暴露” ,“并以说出这一切为荣”。自我暴露成为了自我辩解自我美化，这也是许多研究者的观点，仿佛要撕碎卢梭真实的外衣，去探查背后更深层的含义。